陈明璃诉李庆丰民间借贷纠纷案

永春县人民法院
吴旭萍 林赐文


[案 情]

原告陈明璃（又名陈明黎），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永春县桂洋供销社干部，现住永春县东关镇外碧村第12组288号。
委托代理人李国才，永春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李庆丰，男，196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永春县东平供销社职工，现住该供销社宿舍。
委托代理人陈纯良，永春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1996年3月1日，被告以申办移民澳州为由向原告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借款人到澳州后1年内付清借款。当日，陈国强作为中证人在该借条上签名。借款后，被告仅委托尤进旺协助办理移民澳州的手续，但至今尚未办妥移民签证。原告为向被告索讨该笔借款本金5万元及其利息，于2001年2月9日诉讼至本院。

[审 判]
永春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以申办移民澳州为由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借条上的还款约定属附条件的民事行为，但因被告未能提供其具备移民澳州的条件并正在申办移民签证的证据，因此所附的条件系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实，该约定应认定为无效。鉴于该笔借款属无息借贷，且原告又未能提供向被告催讨借款的证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即被告除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外，还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及计息办法偿付借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应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偿还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并同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及计息办法偿付该笔借款从2001年2月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本案受理费2540元，分别由原告负担530元、被告负担201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李庆丰不服永春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主张其出具的借条上注明“借款人到澳州后一年内付清借款”，其一直在办理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手续，会具备移民澳洲的条件，借条上所附条件未成就，所附期限未届之前，上诉人不必偿还借款5万元。被上诉人陈明璃辩称，借条上约定借款人到澳州后一年内付清借款，但上诉人未能到澳洲，该约定无效。
泉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借条上虽约定借款人到澳州后一年内付清借款，但上诉人未能证明其能够移民澳洲，借条上所附期限的约定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1、关于借条中约定的“借款人到澳洲后一年内还清”的性质。我们认为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谓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双方约定以一定的条件成就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或终止的依据。以条件的成就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依据，该条件称为积极条件，以条件的成就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终止的依据，该条件称为消极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在民事法律行为中，把某种将来客观上确定要发生的事实指明为期限，期限到来时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终止。可见，期限所指明的事实必须尚未发生，但将来确定要发生的事，而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所指的事实是将来发生与否不确定的事实，这也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借款人到澳洲后一年内还清，因为双方当事人都无法确定李某能否移民成功，换句话说，李某移民并不是必然的事，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2、因为根据澳洲移民政策，李某自始不具备移民澳洲的条件，也即双方约定的条件是自始不能成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因此,双方约定“借款人到澳洲后一年内还清”的条件无效。
3、约定条件无效并不影响李某与陈某之间借贷关系的效力。双方当事人主体合格，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各自真实的意识表示，内容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之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李某应该偿还借款。因此，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当前MTV卡拉OK作品放映权滥用的倾向
林晓 律师

2004年3月开始，中外数十家唱片公司纠合起来通过律师向全国12000多家卡拉OK经营者索要MTV卡拉OK作品放映权使用费，其理由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并且，卡拉OK厅在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播放了MTV卡拉OK作品，构成对“维权者”们的放映权的侵害，因此，即使卡拉OK经营者已经按照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有关卡拉OK经营业的标准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他们仍有权单独就放映权征收使用费。那么，“维权者”们的振振有辞果真有理吗？他们对在卡拉OK作品使用中构成放映权侵权的行为单独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是在行使权利，还是在滥用权利？

1. 卡拉OK作品著作权的构造
卡拉OK自1971年在日本神户市诞生后，其发展经历了从1976年最初的卡式磁带卡拉OK机、1982年先锋公司推出的激光视盘卡拉OK机，到目前广泛采用的1992年后出现的利用ISDN通信技术可以完成曲目更新补充的通信卡拉OK系统等阶段。随着卡拉OK设备技术不断地升级和发展，卡拉OK作品记录介质也发生了阶段性的改变，即由最初的卡式磁带到记录附着有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录像带（或LD、VCD、DVD等），再发展到目前卡拉OK经营业普遍使用的电脑硬盘存储方式。显然，在不同介质条件下，卡拉OK作品的著作权构成也是不同的；在以往卡式磁带介质条件下，卡拉OK作品的著作权构造比较简单，而MTV卡拉OK作品的著作权构造则显现出多层次、重叠性等特点。

1.1 MTV卡拉OK作品著作权、著作邻接权分布的多层次性
一部MTV卡拉OK作品其著作权、著作邻接权的多层次分布状况如下：
（1） 作词者、作曲者的著作权（包括表演权、在MTV卡拉OK作品中与影像融合的歌词和伴奏音乐的放映权、出租权）和著作邻接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2） 表演者（即歌手，在MTV卡拉OK作品中歌手担任主演）和演奏者（在MTV卡拉OK作品中可能参加表演）的著作邻接权（主要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包括卡拉OK设备在内的记录作品介质的复制、发行、出租而发生的二次费用征收权）；
（3） 音乐制作者（包括出版者）的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音乐制作中的著作权归属比较复杂，通常，音乐原盘制作者可能并不隶属于某个唱片公司，他们往往通过合同形式许可唱片公司使用乐曲，具体的权利状态、使用范围由合同约定）；
（4）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影像部分的作者）的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
（5） 美术、摄影等作品（点歌菜单的背景或者在静止画面上附加歌词、伴奏音乐）著作者的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归纳和概括并不全面、详尽，实际权利状态会更加复杂；同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即根据制片者与参加电影作品创作的制作、监督、演出、摄影、美术等著作权人的合同而实现“法定著作权转让”，但是，在此种法定制度下，虽然根据合同实现了“法定著作权转让”，但并不由此可以否认上述原始著作权人获得对电影作品二次使用（放映、录像化）的报酬权利；因此，制片者应当用所获得的电影作品二次使用费再向原始著作权人支付追加报酬，并应同著作权人签订再交付合同。
此外，著作权法第15条也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因此，在MTV卡拉OK作品中，制片者的著作权并不能覆盖、吸收音乐著作权人（作词者、作曲者、音乐制作者）的著作权和表演者（歌手、演奏者）的著作邻接权。

1.2 MTV卡拉OK作品在使用中权利状态的重叠性
MTV卡拉OK作品著作权、著作邻接权分布的多层次性以及歌词、伴奏音乐及影像被技术性地融合等因素，决定了在使用MTV卡拉OK作品时，归属不同权利人的著作权、著作邻接权的重叠性。
在一部MTV卡拉OK作品中，尽管作词者、作曲者、歌手、演奏者、音乐制作者与MTV卡拉OK制作者是分别独立的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人，但是，由于在作品的形成中，发生了各个独立作品技术性的合成以及在作品使用中存在的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的牵连性、同时性，使得各个本来独立的著作权人已形成紧密的关系，并且，他们的权利相互重叠。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制作卡拉OK作品过程中，由于技术处理使得本来可能独立的歌词、伴奏音乐、影像等作品被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理上称这种作品为“集合作品”或“结合作品”；另一方面，本来，作为集合作品构成的独立作品的著作权人是可以单独行使权利的，但是，由于在卡拉OK作品中歌词、伴奏音乐、影像等作品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的可以再做物理性的分离单独使用的结合，并且，由于存在着以下论述的在卡拉OK作品使用中侵权行为的牵连性、同一性等问题，“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人虽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权利人，但由于对放映权的侵害不过是因播放歌词（文字表示）、伴奏音乐的同一行为而产生的不同侵权后果之一，同时，还有以后论及的“放映权”的侵权对象的同一性问题（即放映权涉及的对象是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伴奏音乐），导致所谓“影像放映权”的侵害结果不能被单独地量化处理，影像著作权人更不能仅以放映权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此处仅针对卡拉OK作品而言）。

1.3 MTV卡拉OK作品的性质
首先，在形式上应当区别MTV作品和MTV卡拉OK作品，前者，通常是用于电视台播出、广告宣传、歌舞厅使用的作品，后者则是供卡拉OK业务使用的作品；在技术处理上，前者，可以不附加歌词文字表示，也可以附加歌词文字表示，在附加歌词文字表示的情况下，歌词字幕不具有“掩映”功能，而在后者则必须附加歌词文字表示，并具有歌词字幕掩映功能；另一方面，前者在技术处理上要求歌词演唱声音与伴奏音乐必须进行合成处理，记录在同一条音频记录轨迹上，而后者则必须将歌词演唱声音与伴奏音乐分别记录在两条音频记录轨迹上，以便在卡拉OK作品使用中进行演唱时能够实现歌词的“掩音”功能，而有的卡拉OK作品干脆就没有歌词实声演唱。
在明确了使用目的、制作方法的不同后，我们可以肯定MTV作品与MTV卡拉OK作品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作品。尽管在影视素材的选择上二者可能是同一的，在归属上MTV作品中的一些虽然可以称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但对于MTV卡拉OK作品而言，由于其使用目的、实际使用状态以及必须与音乐作品结合使用等原因，使得原本独立的“电影作品”丧失了单独使用的价值。换句话说，即便存在着对于MTV卡拉OK作品中影像部分放映权的侵害，那么，这种侵害也是由于实施了播放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行为导致的，放映权侵害的对象应当是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文字和伴奏音乐。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歌词文字、伴奏音乐与影像的技术性合成，使得原本可以独立使用的歌词、伴奏音乐、影像等丧失了独立作品的性质，由三者结合而成的MTV卡拉OK作品，更多地具有了“共同作品”的特征。特别是对于歌词及影像来说，经过将歌词文字叠加在影像上的技术处理后，二者已不可能物理性地分离还原为“独立作品”，即歌词文字不可能像伴奏音乐那样可以从作为“合作作品”的MTV卡拉OK作品中重新分离出来单独使用。所以，可以说在卡拉OK作品形式下，歌词文字与影像事实上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显然，根据著作权法第13条的规定，合作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对于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不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
因此，这里至少可以认为，MTV卡拉OK作品的放映权是由作词者、作曲者和影像著作权人（可能包括美术、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共同享有的。

2．MTV卡拉OK作品使用中的侵权行为
2.1 MTV卡拉OK作品的使用状态
不能否认的是词曲作者、表演者、音乐制作者的著作权、著作邻接权是MTV卡拉OK作品使用的基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来不存在无伴音、无歌词字幕的仅有影像集成的作品在卡拉OK经营业流通和使用；音乐伴奏、歌词字幕和影像三者融合是当今卡拉OK作品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具有专业水准的人来说，除去画面，只在音乐伴奏下也能演唱，但如果除去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字幕和伴奏乐曲，仅凭播放图像，是万万不能的。同时，由于技术处理又使得歌词、伴奏音乐、影像必须同时使用，即对于MTV卡拉OK作品而言，影像放映权的使用，是以使用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放映权和歌曲的表演权的使用为前提的，因此，在日本已经公布的十几例涉及卡拉OK经营业“放映权侵害”的判例中，当提及构成放映权侵害时，裁判所的认定均是“播放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字幕、伴奏乐曲”（见以下详细论述）。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在MTV卡拉OK作品使用中，可能存在的对放映权的侵害，是伴随着播放歌词文字和伴奏音乐、演唱歌曲等行为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对原本归属可能独立的表演权·演奏权（日本法上的分类，在中国法上仅指表演权??笔者注）、放映权的侵害结果是由同一行为造成的（同一性），因而，在侵害结果上出现了牵连性的问题。

2.2 在MTV卡拉OK作品使用中侵权行为的牵连性
在理论上，放映权作为著作财产权的一项内容，无疑可以单独行使。但是，必须注意，现在议论的是在MTV卡拉作品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放映权侵害问题，因此，就必须关注在MTV卡拉作品使用中侵害放映权行为发生的状态以及与可能遭受侵害的其它著作权的关联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九）、（十）项分别规定，“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同时，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解释（国权[1999]43号，至今仍然有效），“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表演’，指直接或者借助技术设备公开再现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无论表演有无营利目的，只要是公开的，都属于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表演的形式分为两种：第一，指直接演唱歌曲、演奏乐曲、上演剧本或朗诵诗词等形式的现场公开表演；第二，指借助技术设备公开播送、放映录音或录像制品等形式的公开表演，也称机械表演。以机械表演的形式公开表演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使用者应该事先取得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许可，并且支付相应的报酬”；并且，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1项也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所以，表演权和放映权都包括机械表演，甚至有国内学者认为“从法理上讲，放映权属于一种特殊的机械表演权。”（参见李顺德、周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1月、83页）。
那么，在MTV卡拉OK作品使用中，对由于播放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伴奏音乐并演唱歌曲的行为导致既侵害了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又侵害了该作品的放映权的状态，能否区分开来分别处理呢？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如果套用刑法理论中的“牵连犯”、“法条竞合犯”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上述侵权行为的过程。
在刑法理论上，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犯罪的方法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所谓“法条竞合犯”则是指一行为触犯数法条，实际上是一罪。
在使用卡拉OK作品时，由于使用者在未获得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使用许可的状态下播放、演唱了歌曲（目的和行为），从而侵害了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在日本法上可拆分为表演权、演奏权、录音权）；同时，由于歌词文字、伴奏音乐是附着在“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复制品上的，播放附有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影像的行为，又构成对该音乐作品放映权的侵害，并且，也侵害了影像作品自体的放映权，这就是MTV卡拉OK作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侵权行为的牵连性。
显然，在侵权行为的同一性以及“放映权”的侵害对象的共同性（即放映权的涉及对象是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文字、伴奏音乐）、法条竞合的状态下，对由于“一行为”的实施同时侵害了数个著作权的结果进行重复处罚（反复追诉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或重复征收使用费是不妥的，在知识产权行使中，二次使用费的征收也是不允许的；同时，反复“追诉”也使得作品使用者的社会状态处于不稳定中，这也是对于作品著作权使用费的征收缘何采取著作权集中管理制度的必要性之所在。

3．在MTV卡拉OK作品使用中“放映权”的侵害对象（侵权标的）
3.1在外国判例法上对卡拉OK作品使用中放映权侵害对象的阶段性认识
卡拉OK发明、盛行于日本，对卡拉OK作品使用征收著作权使用费也始于日本，因而，有关著作权使用费追索的诉讼也必然多发于日本。仅2002年度（截止2003年3月31日），日本全国有关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诉讼、和解事件即高达1416件，涉及1475家店铺，而这一切均是由著作权集中管理机构社团法人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JASRAC）一手操办的。
在日本，所有涉及卡拉OK经营者的著作权侵权诉讼都是由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提起的，因为，它是日本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中管理机构。JASRAC接受日本几乎所有的词曲作者、音乐出版社的信托、管理作品；权利委托方法是委托人全部作品的所有著作权的信托，原则上不能进行个别信托，即权利的处理是综合的，不能进行个别处理。JASRAC不断地提起诉讼，在维护了信托人的著作权的同时，也促进了日本有关卡拉OK经营业著作权侵害的判例法理的形成与发展。
勿庸置疑，在放映权“射程”范围内，作品的无许可使用是构成放映权侵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非法使用作品，也谈不上对作品“放映权”或其它著作财产权、著作邻接权的侵害。
如同前述，MTV卡拉OK作品的使用，是指播放附着在影像上的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由卡拉OK经营者的雇员示范演唱或者让顾客演唱歌曲。因此，播放歌词文字、伴奏音乐并演唱歌曲，是使用作品的目的和使用行为的形式；并且，构成MTV卡拉OK作品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在实施“卡拉OK演唱行为”中，不存在作为独立作品的使用目的和使用价值，它只是在播放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同时被结合使用的。换句话说，所谓“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不过是歌词文字、伴奏音乐的载体。那么，在这种使用状态下，如何解析放映权的侵害对象（侵权标的）呢？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在考察日本涉及卡拉OK作品放映权侵害的判例时，应分阶段地进行。因为，在1999年6月日本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由来已久仅对电影作品承认有放映权，而在法律修改后，放映权涉及范围大幅扩大，对包括文字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均承认有放映权，这与2001年修改后的中国著作权法有关放映权的定义相比有很大不同。目前，日本法有关放映的定义改变为，放映是“指将作品（除信息网络传输外）投影在荧幕及其它物体上，包括播放伴随于此的在电影作品中固定的声音”（日著作权法2条1项17号）；与此对应，著作权法新增了第22条之2“作者专有公开放映其作品的权利”的规定。这样，在1999年6月以后，在投影于荧幕的从来型之外，通过网络传输将作品显示在显示器画面上也纳入“放映”范畴；此时，在显示之前阶段的传输属于信息网络传输权的范畴（参见?盘俨?吨?魅ǚā酚徐抽w2001年5月，160页）。
所以，日本涉及卡拉OK作品放映权侵害的判例法理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9年6月著作权法修改之前放映权的对象以电影作品为主的时期，在判例法理研究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大阪地裁有关《スナック魅留来事件》的判决；二是1999年6月法律修改后放映权对象包括所有作品的时期，代表判例是有关《ナイトパブＧ７事件》的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最高裁第二小法廷2001年３月２日判决，日本《判例时报》1744号108页）。
这样，在日本，1999年6月以后的判例，有关放映权的侵害的论理已不再涉及卡拉OK作品是否为电影作品的问题，而仅是针对卡拉OK作品中原告管理的音乐作品的放映权而言。这个分界在研读日本有关判例时需格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