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1985年1月15日，最高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大连、秦皇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海南行政区人民检察院：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为方便来华旅游者，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与国外“信用卡”发卡的一些银行（公司）签订了代办“信用卡”业务的协议。由于代办“信用卡”在我国是一项新业务，现阶段国内尚未安装电脑控制设备，致使少数外来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近期外国和港澳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在我国境内采取以假充真，多提冒领等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已出现多起，对我国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危害颇大。这是当前刑事犯罪活动出现的新动向，应引起我有关部门的注意。
为了打击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以保障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提出了几点意见。经我院研究并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认为目前还是可行的，现转发给你们供参考。并将你省、市、区处理此类案件的情况和意见随时报告我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
一、凡持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得他人的“信用卡”及已被列入取销名单的“信用卡”，在我国境内骗取外汇，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二、凡有计划、有预谋结伙入境，利用“信用卡”，采取隐瞒真象或虚构事实，骗取外汇数额巨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有的虽然数额巨大，但情节较轻，在我国境内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卡银行（公司）要求在国外起诉的，可由外国按当地法律处理：
三、凡中国银行或“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向持卡人进行追索款项的，应由我司法部门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需要公安部门协助时，则由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以上意见，我院略加修改）

关于晴天．彼得．雷诈骗、走私案的处理情况简报
晴天．彼得．雷（ＺＥＮ Ｔ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ＬＥＩＧＨ），又名雷晴天，男，一九五二年十月生，加拿大国籍，原系加拿大美尼亚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一九八三年三月至八月间，雷先后携带他人的维莎（ＶＩＳＡ）信用卡十九张，纠集杨天从、赵淑英（均在香港曾多次入境，勾结境内的钱宏、沈国曜（均另案处理）进行诈骗活动。被告人亲自并教唆钱宏、沈国曜等人采用在信用卡上冒充他人签名和领款时隐瞒身份、住所等方法，分别向我中国银行在广州、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地的三十处兑换点，骗领外汇兑换券三百五十一次，骗得外汇兑换券五十万七千六百八十五元，又持信用卡在广州市骗购商品九次，价值人民币八千二百一十一元。雷还自行销毁并唆使钱宏、沈国曜等人销毁使用过的大部分信用卡和领款单据，毁灭罪证。同期，雷将骗领的部份外汇兑换券，分别交钱宏、沈国曜在广州市非法向他人换得港币九十余万元。
之后，伙同赵淑英、杨天从，采用隐匿手段，逃避海关监管，将港币走私出境至香港。
该案，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移送市检察院分院审查起诉。九月三日分院审结，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十一月十三日，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加拿大大使馆二等秘书副领事葛淑珊，被告人妻子和被告人妹妹参加法庭审理的旁听。十一月十五日，中级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晴天．彼得．雷有期徒刑五年。判决后各方面反映较好，被告人也表示认罪服法，不提出上诉。
该案是一起利用国际通行的维莎（ＶＩＳＡ）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外国金融业开展经济合作以来，出现的新的犯罪情况。同时，本案被告人系外籍公民，该国使馆又指派专人定期关注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因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肃、慎重地处理了这一案件，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掌握确凿证据
受理案件后，我们立即全面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经审核发现：关于诈骗一节，公安机关对诈骗的次数、金额的认定不准确；对被告等人的伪署笔迹未作鉴定；对被扣押在北京的尚剩二张信用卡未作鉴定；对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银行被诈骗后的损失情况未作查询。走私一节，仅作走私九十万港币的笼统认定；对被告等人的出入境申报情况未作查证；对历次走私时间、地点、出入境证件、手段均未作查证。鉴于本案的同案犯杨天从、赵淑英均在香港，因此给确认犯罪事实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首先反复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银行留存的被告人骗领外汇兑换券存根，纠正了重复计算等差误；同时，根据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材料重新综合计算，得出准确的骗领次数和金额；并对被告等人的伪署笔迹作了鉴定；向有关银行查询了损失情况。
其次，我们查实了确认被告人隐瞒身份，销毁罪证以及教唆他人犯罪的事实。我们主动与海关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一起去广州、深圳、北京调查取证。同时对本市的被告人及其同伙沈国曜、北京的钱宏进行反复讯问，查证了被告人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七月二十六日两次走私港币三十五万元的事实。由于取证工作搞得扎实，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均在法庭开庭审理中得到证实。
二、反复研究、确定罪名和适用法律条款
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活动，是当前出现的新情况。为了更好地正确适用法律，我们走访了法学研究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海关、市中级法院等有关部门，听取对本案的定性意见。对此，曾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被告人持他人的信用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骗领巨额外汇兑换券，采取伪造签名，隐瞒身份、住所的手法，事后又毁灭罪证，应认定构成诈骗罪。另一种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使中国银行遭受经济损失，而外国银行的损失，不属于我国法律保护的范围，该案不能定诈骗罪。针对这些看法，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我国刑法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我国刑法“以宪法为根据”，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刑法第三条又具体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中外经济合作关系应该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本案应认定构成诈骗罪。同时，我们认为被告人向他人私换港币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是非法的，并且采取隐匿手段，逃避海关监管，将大量港币带至境外，已构成走私罪。为此，我们决定以诈骗罪、走私罪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受案后，认为起诉的诈骗、走私罪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但由于本案的同案犯杨天从、赵淑英都在香港，无法取证，走私一节除被告人供认外，有旁证引证的只有三十五万元港币，与被告人交待的走私九十余万元港币，数额相差较大；同时考虑到被告人的走私行为是实行其整个诈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可将走私事实作为诈骗所得赃款去向加以认定，把走私作为牵连吸收到诈骗罪，这样留有余地，更主动一些。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同意。我们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也同意此意见，从而使本案在确定罪名，适用法律条款上得以正确处理。
三、作好充分准备，在法庭上证实犯罪
本案起诉后，我们立即着手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并及时了解掌握法院审理案件的进展。在开庭审理前，了解了法院的庭审提纲和掌握了被告人的思想动态。在整个法庭审理过程中，我们主动配合法庭进行审理。在庭审调查中对诈骗、走私犯罪均作了详细询问和出示证据。公诉人在公诉发言中针对本案特点着重指出：被告人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犯罪活动的。在法庭上还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的行为没有使中国银行在经济上受到损失的观点，作了答辩。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充分揭露了犯罪，被告人在事实面前也承认其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的，触犯了我国刑法，应该受到惩罚。
此外，在本案的受理过程中，我们还两次接待了加拿大大使馆二等秘书副领事葛淑珊，葛对我们的接待工作表示满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浅谈法官调解语言的运用

罗锦锋


　　办案法官的基本技能主要有两项，一靠手，即裁判文书的制作；二靠嘴，即语言运用。裁判文书的制作能力能够体现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所以大家更为重视；而嘴上功夫，笔者认为，虽然多年来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办案法官更为重要。在法官的工作中，无论是接待当事人，还是案件调解、庭审乃至处理信访，都离不开动嘴。特别是在构建大调解格局的形势下，法官要做大量的说服、教育、启发、劝导工作。法官不仅要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还要深入研究调解语言，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不断提高调解水平，创造调解佳绩，为构建和谐社会、平安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笔者结合几年基层法庭工作实践，从如何运用调解语言，从而提高办案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谈一谈法官调解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一、要会讲话，用最巧妙的语言贯穿调解工作始终
　　（一）讲好开场白。写好文章有一句话，叫做“好的开头，成功的一半”，做好调解工作的开场白，也如文章的开头一样重要。当事人之间因为纷争起诉到法院，情绪大多都很激动，有的粗暴蛮横，有的急躁不安，有的郁闷痛苦，有的绝望无助。这种情况下，开场白要说一些稳定当事人情绪的话，比如“问题已经发生，我们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尽量不伤和气地解决问题。”“远亲不如近邻，大家都应该向前看，冤家宜解不宜结”等等。讲开场白要求办案法官一定要细心揣摩当事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情况，掌握火候，区别对待，用恰如其分的语言为后期调解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语言要有亲和力。众所周知，语言本是传播信息、交流感情的工具，但对法官来讲，语言更是一种无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果将调解语言运用得巧妙、得体，就能达到缓解矛盾、消除隔阂的目的。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同样的案件由不同的法官去审理，对语言运用的方式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当事人也是人，他们面对民事纠纷本来就一腔怒火或满腹“冤屈”，有的理直气壮，有的忐忑不安。这时，如果办案法官找不好切入点，一句硬邦邦的话就可能将事态推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将当事人挤到“死胡同”，使案件调解工作陷入僵局。如果法官以温和的语言亲切地切入他头疼的案件时，当事人会觉得心里暖流涌动，容易接受法官的调解，会很自然地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就给调解工作取得最佳效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如果当事人能够向法官敞开心扉，无疑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语言要灵活，要有针对性。在做调解工作的过程中，法官切忌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能把法律的严肃性一直写在脸上，挂在嘴边。最好是置身于当事人之中，尽量以平等的口气进行交流。面对势不两立的当事人，可以适时插入一些自然得体的风趣话，这样，能够很好地调节紧张气氛。法官说出的具有教育性的幽默风趣的话，能够让当事人体会到亲情和善意，从而缩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增加相互间的信任程度，使调解难度降低。
　　（四）讲话要有公正性。法官做调解工作不同于民间调解，因为法官的言行在群众心目中往往是代表法律，代表法院的。试想，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如果法官一句“你这样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会使对方当事人抓住道理不放，也会让被指责没有道理的一方当事人很没面子，从而破罐破摔，即便错误也坚持到底，看你法官拿没道理的怎么办。这就要求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用最严密的语言保持公正的立场。要坚持依据事实和法律说话，既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也不要先入为主，对是非曲直妄加评论。调解中，法官要将当事人的主张、证据、观点、理由做全面的分析，在评价双方当事人或案件的是非曲直时，一定要注意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不使用带有倾向性和强迫性的言辞。在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绝不轻易地、草率地下结论。如果掌握不好这一点，过早地下结论，不仅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还很容易造成当事人对法官有意见，甚至跟法官“打官司”。
　　（五）讲话要有原则性。应该说，调解结案是法官的心愿，但是为了追求调解结案，也不能让当事人把法官看成“跳梁小丑”。首先，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但有些法官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哄人”、“骗人”、给当事人开“空头支票”等等。比如在调解离婚案件时，抚养孩子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不能探望子女”的要求是不合法的，是不能支持的，这时如果为了片面追求调解结案而支持，虽然能够调解结案，但有悖法律，长远讲是“案结事不了”，容易引发信访。其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而有些法官在调解时经常拿出“调解不成死不休”的劲头，态度有失平和，语言也显急躁。案件的调解本来就是对法官和当事人耐受力的考验，对当事人还是一个艰难的取舍过程。所以，调解过程中的反悔是常有的。有些法官面对当事人反悔大为光火，对反悔的当事人讽刺、挖苦、训斥，甚至暴跳如雷，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只能火上浇油，形成法官意志强加于人的印象，不仅不能调解结案，还会如“跳梁小丑”，严重影响人民法官的形象。
　　（六）讲好结束语，保持法官的良好形象。化解纠纷接近尾声或者调解结束后，讲好结束语，也如作文好的结尾一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结束语可以讲一些热情诚挚、鼓舞人心的希望话。比如对邻里纠纷案件，可以说“不愉快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以后大家还是好邻居、好朋友，以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财。”另外，对于调解协议涉及有执行内容的，对被执行方也要讲清楚，要严格按照协议执行及不执行的法律后果，以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法官讲好结束语，往往能在当事人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产生极大震动，令其难以忘怀。并且，有利于调解协议的顺利执行，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日后的团结和睦。
　　二、要巧讲话，为调解工作铺路搭桥
　　要想真正使调解工作上台阶，在做到会讲话的同时，还必须要做到讲话巧妙，善解人意，这一点在调解过程中有时会起到“起死回生”的奇效。
　　（一）适时地、不露痕迹地给当事人“戴高帽”。当事人也有荣誉心，也有虚荣心。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有针对性地使用一些“奉承”语言，给他们戴顶“高帽子”，也是一种调解技巧。“戴高帽子”一方面顾全了当事人的面子，另一方面也确实帮他树立了荣誉感和自豪感，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以高姿态面对纷争，以高姿态处理矛盾，以高姿态面对利益的取舍。需要注意的是，给当事人戴“高帽子”要有根据，虽然不可能恰如其分，但高也要高得不离谱，高得不留痕迹，起码戴帽子的人认为是恰如其分的。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准确地抓住当事人的“闪光点”，进而借题发挥。比如，当事人是村干部时，可以说“咱是干部，素质肯定高些，要给村民做个榜样呀”；是有钱人，可以说“咱是大款，见多识广，心胸宽一点儿，别为这点小钱怄气”；是老实人，可以说“知道你是老实人，老实好啊，吃亏是福，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坏了名声”；是个刁蛮人，可以说“不怕人横，就怕不讲理，一看你就是个明事理的人。”
　　（二）巧搭台阶，避免调解陷入僵局。在案件起诉答辩阶段，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陷入僵持局面。待法庭调查结束后，案件事实已经清楚，有的当事人说了过头话，知道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又不好收回来。这时，就要求法官巧搭台阶。要会打圆场，善于把当事人说不出口的话替他说出来，表达出他的真实意思。比如：在离婚案件中，有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矛盾后，由于双方未能及时沟通，离婚的舆论已经在亲戚朋友中造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他们要离婚，结果虽然离婚不是他们双方的本意，但谁都不肯先讲实话、先表示和好。对这类离婚案件，就需要法官给当事人搭台阶，让他们在没丢面子的情况下重归于好。
　　（三）批评的话要像春雨润物，细而无声。对于当事人的错误，办案法官是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这时就必须批评他，帮助他改正。而批评的话语极易造成当事人心理上的对立感，谈得不好，会影响教育效果，更会影响案件的调解。所以，法官的批评言辞要富于艺术性，不能简单粗暴地训斥，也不能平淡地说教。每个人都爱听好话，每个人都有尊严和脸面，法官在批评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因素。要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被批评者愿意倾听，听得入耳，这就要求我们法官批评的语言既要有感染力，也要有说服力。比如：面对赡养案件中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如果批评他“不孝敬父母，还配做个人吗”或“不孝敬父母，算个什么东西”等等，这样的语言必然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甚至会激怒当事人。如果换成“父母这么大岁数了，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你应该想一想，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你就应该谅解、包容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儿女了，应该给子女做个榜样，不能让邻里街坊说咱不尽孝道啊”这样的话，通俗易懂，入情入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样，既不伤害当事人的自尊心，又能使其明辨是非，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达到教育的目的。
　　（四）会绕弯子，不去硬碰硬。法官应该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跟当事人谈话，善于引导当事人向法官的思路靠拢。法官不能为当事人的言行所左右，不管他们的情绪如何，法官必须是冷静的。但有时也要采取一些迂回战术，要会绕弯子，不能硬碰硬地把当事人的思路往自己的思路上拽，特别是对于一些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相一致的案件。
　　案件调解技巧博大精深，调解语言的运用更是因人而异，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只要平时做个有心人，认真学习语言学的理论知识，虚心学习有经验法官的调解技巧，不断积累经验，及时总结得失成败，就能真正使自己的调解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案件调解工作的催化剂和解铃绳


（荔浦县人民法院 罗锦锋 1378823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