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商务合同的几点法律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 代祖勇 陈月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商务在西方国家已经十分普遍，网上交易、网上支付等新新型交易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商业运转模式电子商务合同作为电子商务运转的重要基础和工具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极大的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公司、政府等处理事务以及其他商业活动已经离不开电子商务合同。但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对电子商务合同作出具体规定的法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必将成为一大任务。本文试图从电子商务领域中的核心——电子商务合同作一初步探讨。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概念及形式

一般认为，电子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或电子邮件拟定的合同，即达成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其实现过程就是用户将有关数据从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传送到有关交易方的计算机方信息系统的过程。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在示范法中对EOIF定义为“将商业和行政事务（transaction）按一个公认的标准，形成结构化的计算机方信息系统的过程。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在示范法中对EOIF定义为“将商业和行政事务（transaction）按一个公认的标准，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信息处理和信息数据（message）格式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俗的讲，是经过电子数据通信网络，在交易伙伴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自动处理。
电子合同对传统合同法提出了挑战，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电子商务与现有的合同法之间的矛盾无疑将推动合同法的修改，以适应新事物的发展。关于合同的形式问题，《合同法》第10 条第1 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样，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指合同书、信笺、数据电子（包括电极、电传、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样合同法把电子合同实际上纳入了“书面形式“之内。这一做法和国际贸易委员会EOI工作组在1992年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相似之处。扩大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以便把电子合同也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0条已经作了这样的规定，承认以电话、电传或其他快速通信方法进行要约，实际上我国《合同法》已经初步实现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接轨，这必将对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

传统的合同形式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两种。电子商务合同与传统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在法律上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有着许多新的特点。
1、 邀约承诺通过互联网进行，合同双方当事人都通过网络在虚拟的市场上运转，其身份依靠密码的辨认或者认证机构的认证，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字所代替。
2、 电子合同和传统合同的定立、变更、解除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 形式有书面和口头的两种，法律有着严格的规定。电子合同的订立没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标的额小，关系简单的交易表现为直接通过网络订购、付款，如利用网络直接购买软件。
3、 传统合同和电子商务合同在合同成立的地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合同的生效地点一般为合同成立的地点。电子合同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规定，一般做法是以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三、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

《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在电子合同中也需要具备要约和承诺这一合同生效的要件。《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此规定明确了承诺的生效和合同成立之间的关系。
合同成立时间和地点对当事人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涉及到合同在何时生效和法律关系的确定，也涉及到双方发生纠纷时如何确定诉讼管辖。一般来说，有两种观点，大陆法系采取“到达主义”即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相反，英美法系则采用“邮箱规则”，即以投入邮箱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由于电子合同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系统内完成订立的，电子数据可以在任何地点发出。如果采用英美法系的邮箱规则，则会导致合同成立的地点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一方在火车上用笔记本电脑向对方发出承诺，我们又该如何确定合同成立的地点呢？很明显，若采用英美国家的邮箱规则是不利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时管辖法院和如何法律的选择。如果采用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缺陷。我国《合同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实际上这款规定在承诺生效的时间上，采用了大陆的到达主义。《合同法》第2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而该款规定的具体内容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但这却未指明数据电文的范围和计算机系统的范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另外，我国《合同法》也没有对电子合同的地点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有关规定，其详细的规定了收到和发出数据电文的时间地点：
1、除非发端人和收件人另有协议，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他进入发端人或者代表发端人发送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
2、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按以下的办法确定：
A: 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
（1） 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或
（2） 如 数据电文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B: 收件人并未收到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3、即使设置信息系统的地点不同于根据第四款规定所视为的收到的数据电文的地点，第2款的规定仍然适用。
4、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为其收到地点。就本款的目的而言
（1）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以基础交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地为准，又如果
（2） 并无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的营业地为准。
（3）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四、要约的撤回与撤消

在电子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要约的撤回和撤消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对待，有学者认为，由于数据电文的传输速度实在太快，使得对其撤回和撤消几乎变的不可能（事实上的）。也有学者认为法律贵在严密，即使要约能撤回或撤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应完全忽视它。笔者认为应视所采用的通讯方式而定，在通常情况下，电子传输的速度很快，要约的撤回在技术上不易达到。但对于撤消在电子网络的某些环境下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要约人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一份可撤消的要约，受约人受到要约后并没有马上作出承诺，那么要约人可以发出撤消通知，但前提是要约人撤消其要约的通知在受约方答复之前到达对方。总之，应该根据不同的传递方式作出灵活的规定。

五、电子合同的证据问题

根据传统的证据法学理论，任何定案的根据都要有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但是在网络领域里这一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电子证据是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电子证据也被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的规定，数据电文系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或传真。我国目前并没有对电子证据的具体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证据依次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数据电文被排除在证据清单以外，即目前在我国电子证据还不具有合法性，和国际上的立法还有较大的差距。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把数据电文纳入视听资料的范畴，因为电子数据同样可以显示为可读形式，因而它也是可视的。笔者认为，不能将数据电文视为视听资料，因为：数据须经人们重新组合、分析才能被人们使用，为适应网络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应把数据电文单列为证据种类的一种。
关于电子合同的证据力，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有着具体的规定，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列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1、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 2、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能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不是原样为由。第11条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显示。如果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第12条同时规定：就一项数据电文的发端人和收件人之间而言，不得仅仅以意旨的声名或其他的称述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认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可见，联合国《电子商务法》在较大程度上承认了数据电文的证据力，基本上是按照直接证据对待的。
由于电子证据非常容易被修改而且可以不留下任何的痕迹，所以当事人请求采用通过拨号上网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收集证据有极大的风险性。为保证电子证据取得方式的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当事人在起诉前最好的办法是向公正处申请证据保全。]

六、简短结语

电子商务是我国合同领域中的一个新兴种类，在现代人们生活中广泛应用。我国虽于1999年制定了《合同法》，但其关于电子合同的规定却是少之又少，并且规定的不是很详细，有几处还极为混乱。《合同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和国际立法趋势有相当的差距，我国立法必须加以解决否则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许多问题，并且影响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上文分析的仅仅只是电子商务的诸多问题中的几点基本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有些对政府、企业、甚至法律界来说都是新问题，我们期待着我国的《电子商务法》能早日诞生，对我国的电子商务合同领域作出必要的规范。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若干政策的规定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规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发〔1996〕13号）、《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办发〔1997〕12号）下发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普遍加大了工作力度，全省农民负担已明显减轻。但是，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省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还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继续执行或擅自恢复中央和省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有的违背中央规定的审批程序，自行出台涉及农民负担项目；有的虚报农民人均收入，借机向农民多收费；有的频繁调整
土地，借机扩大机动田面积，多收土地承包金；有的违背大多数农民意愿，借口搞规模经营，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搞高价承包；有的不顾“两工”（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的原则，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非法
强行向农民收取钱物。这些做法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已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务必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切实把农民不合理负担减下来。根据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精神，现就
全省减轻农民负担的若干政策作如下规定：
一、严格执行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九五”期间，全省农业税收不出台新的提高税负的政策。各地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予以取消。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或牲畜存栏头数平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省地税局要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部门进一步完善涉农税收的稽征办法，并按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布。每年年底前，要开展一次涉农税收的执法检查。今后，乡（镇）税务部门每年都要向农民公布征收的税种、税率、税额、征税起止时间和稽征办法等。农民纳税时，税务部门要付给农
民纳税收据。
二、严格管理和监督提取使用村提留乡统筹费。按照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改革完善村提留乡统筹费计提办法。从1998年起，全省村提留乡统筹费由过去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改为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计提，并一律不得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限额。要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把农民实际负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比例逐步降下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农户上交村提留乡统筹费额一定几年不变、按年度收取的办法。对从事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户，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提取比
例。
适当减免贫困户、受灾户的税费负担。对国家确定的贫困县中的特困村，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免除农民承担的乡统筹费；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免除全部或部分村提留乡统筹费。对受
灾地区的农民可适当调减村提留乡统筹费；对受灾严重的农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免交全部公益金和公积金。因执行上述减、缓、免政策而减少的税费收入，不得分摊给其他农户。
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和管理各项制度。继续坚持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严禁平调、挤占和挪用村提留乡统筹费。全面实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农民按卡交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和承担劳务，对监督卡以外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付。认真执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
为。除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乡统筹费，一律实行报帐制，其开支项目一律不得定比例。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在乡统筹费中列支，其比例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
．5％。村提留应占提留统筹费的50％以上，一般地区应掌握在60％左右。坚持实行民主监督制度。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要组织村会计每月集体办公一次，杜绝不合理的开支入帐，管好用好集体资金。各地要普遍设立农民负担监测网点和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并逐步发展为义务监督组
，随时监督和反映农民负担状况。认真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制度，逐步设立公开村财务的揭示板和举报箱，举报箱由村民主理财小组组长或农民负担义务监督组组长负责开启，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调查处理。要定期公布帐目，并允许村民查帐，接受群众监督。真实地统计和上报农
民人均纯收入和各项统计指标，严禁虚报浮夸。
三、严格控制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限额和使用范围，坚决制止强制以资代劳的行为。农村每个成年劳动力每年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合计不得超过30个工日，并要根据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因抢险救灾、农田基本建设等确需增加用工的，必须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义务工和劳动
积累工应坚持以出劳为主，不得强行以资代劳。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不得向乡村下达以资代劳指标。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后，可以由农民出资自己雇请劳动力，也可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以资代劳资金，统一雇请劳动力。农民自己雇请劳
动力的，代劳金由双方协商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雇请劳动力的，其工值应比照当地同等雇工费标准计收。需集体统一雇请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收取的以资代劳金，属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资金，由村统一纳入帐内并按其使用范围管理，不得把以资代劳金上交县、乡有关部门管理。农村
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不得跨乡使用，抢险救灾、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公路建勤用工等确需跨地区调剂使用的，须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县级公路建勤工范围，仅限公路沿线15公里以内的有关乡、村；每年每个劳动力不超过3个工作日，机动车和畜力车每年每台（辆）不超过2
个工作日，并于每年年初由县交通主管部门做出计划，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下达到乡镇。公路建勤工应坚持以出工为主，不得强行搞以资代劳或提高工时费标准。如因出工不便确需以资代劳的，须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劳动力以资代劳工值比照当地农村雇工标准；
畜力车工一般不超过劳动力工值的2倍；小四轮等机动车工一般不超过劳动力工值的4倍。除抢险救灾外，农民劳务超限额的，要付给农民合理的劳务报酬。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出工搞开发性生产的，由开发项目的受益者给非受益者合理的劳务报酬，其用工数不计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限额。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管理办法。
四、严禁一切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制定统一的标准和下达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
五、严禁在农村进行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各地区、各部门均不得出台任何面向农村的集资项目。农村教育所需公用经费补贴，主要从乡统筹费中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中解决。因学校险房改造、维修资金不足确需集资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自愿、量力的原则，从严
控制数量和标准，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省教育主管部门要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抓紧制定教育集资管理办法，以规范全省教育集资行为。各级政府及部门组织兴办的道路、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项目以及城镇公益福利项目，不得向农民集资。
农民在村范围内兴办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应从公积金和公益金中列支。资金不足的，须经2／3以上村民讨论同意后，由群众自愿筹集，报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备案，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给予集资者合理的经济利益，并办理集资手续，定期返还。
六、严禁向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九五”期间，停止审批一切面向农民的新的收费项目。凡中央和省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一律不得恢复，仍在执行的要坚决停止；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要坚决取消；偏高的收费标准，要坚决降下来。各级政府对一切涉及农村的收费项目
，要逐项逐条进行清理审核。对清理审核后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及时向农民公布，未予公布的收费项目，应一律停止收费。对于确需收取一定服务费的服务项目，应按其服务质量和数量，坚持农民自愿原则，由物价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部门制定收费标准，不得强制服务和收
费。要做好开发性生产项目的引导和扶持工作，不得向乡村集体和农户硬性推广或下达指令性指标，更不得强制不参与该开发性生产项目的农民出钱出工。要合法经营生产资料，公开价格，严禁涨价。禁止在结婚登记、中小学生就学、建房和计划生育指标等审批、办理过程中向农民的一切

搭车收费。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项目要公布于众，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禁止非法向农民罚款。坚决纠正对农民因未完成种植养殖任务而处以罚款的错误做法。
七、严禁各种摊派行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农村履行公务活动，其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摊派。在农村开展保险、合作医疗、公证、订阅报刊书籍等服务活动，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按照自愿、量力原则进行，不得层层硬性下达指标，搞“一刀切”，更不
得搞所谓评先评优一票否决权。乡村干部不得强制农民保险，保险公司不得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强制保险，不得委托学校为学生办理保险手续。保险公司对自愿参加保险的农民要及时付给投保收据。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村订阅报刊的管理，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要根据本县所辖各村的规模，合理确定订阅报刊种类和数额，坚决制止强行或动用经济手段摊派报刊订阅的不良风气。
八、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要通过农民负担监督卡确定下来；农民承担的农产品定购任务，要通过农业承包合同确定下来，由农民按照明确的项目和数量自觉缴纳，不得在收购农副产品时代扣代缴村提留乡统筹费。收取村提留乡
统筹费要使用省农业厅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要积极教育和引导农民不断增强国家公民义务意识和依法纳税意识，主动自觉地缴纳各项应缴税费。对缴纳各项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依照有关规定分别予以减、缓、免。对有能力缴纳而又不按时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的农户，要依照村规民约进行
教育，经教育仍不缴纳的，应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不得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强行向农民收取财物。对非法向农民收取钱物的，农民有权拒交，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农民的反映和起诉，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受理，不得压制。
九、加强乡、村机构规范化管理，精简机构、人员，减少开支。“九五”期间，全省不再增加乡镇机构和人员编制，超编的人员要坚决裁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等所需经费，不得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摊派。村定工补贴干部和误工补贴干部职数应严格按
照《村民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干部报酬标准由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核定，报乡人民政府批准。村为生产和公益事业设置的人员（如农业技术员、护青员、村卫生室医生等）职数及报酬标准，须经2／3以上村民讨论同意后确定。村级非生产人员要实行兼
职。
十、加强领导，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要亲自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衡量是否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的一条重要标准和各级考核任用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县、乡两级要确保在本辖区内不出现
村提留乡统筹费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村；不违反中央规定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项目；不发生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发的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带头执行中央和省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规定，坚决维护政令统一，做到令行禁止。各级党委、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的领导要认真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确保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落到实处。继续实行减轻农民负担一票否决权制度。今后，哪里违背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就要追究那里主要领导的责任。凡因加重农民负担而受到处分的干部，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提拔和重用。
十一、加强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乡（镇）村两级财务管理工作，加强乡（镇）村两级财务收支审计监督工作，坚持定期审计，确保财务收支合理合法。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建设，要充实力量，强化职能；要
坚持每年组织两次农民负担执法检查，认真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和责任者，对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查处情况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报告，上一级党委、政府要将有关情况及时予以通报。要建立重大事件报告制度，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严重
事件和恶性案件。凡因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发生10人以上集体到省上访的，重复进京或3次以上到省上访的，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催收农民负担和土地承包费的，强行收缴农民财产、物资和未经法律程序强行收回承包土地的，对农民举报进行打击报复造成后果的，均属严重事件。因加重农
民负担造成死人和殴打致伤致残的，属恶性案件。根据中办发〔1997〕12号文件精神，今后凡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的，当地党委、政府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案情，上报监察部、农业部的时间不得超过案发后的第七天，同时要采取得力措施，
防止事态扩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依照中发〔1996〕1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绝不姑息。对触犯刑律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查处结果要及时上报和通报，报送监察部、农业部的时间不得超过案发后两个月。发生严重事
件的，各级党委、政府要逐级向上一级党委、政府作出检查；发生恶性案件的，市、县委和市、县政府要直接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检查。凡发生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的，由上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直接追究当地党政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及直接责任者的责任。要加快农民负
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辽宁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各级党委、政府要根据中央和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章制度。
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和本规定精神，逐项逐条落到实处。省和省直部门以前出台的有关政策规定，凡与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及本规定不符的，一律以中发〔1996〕1
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和本规定为准。



199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