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川府发［2008］28号　二○○八年八月十二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省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2008年7月15日省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国务院工作规则》，结合四川省政府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则。

二、省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省委的决策和部署，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省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省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各厅厅长、外办主任。

五、省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法律和法规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六、省政府实行省长负责制。省长领导省政府的工作，副省长协助省长工作。

七、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全体会议，省长或省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省政府全体会议或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省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省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省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九、秘书长在省长领导下，协助负责处理省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省政府办公厅的工作。

十、省长出国访问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代行省长职责。

十一、省政府各委员会、各厅、外办实行主任、厅长负责制，由主任、厅长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各委员会、各厅、外办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的规章、省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审计厅在省长和审计署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省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二、省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三、健全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四、加强市场监管职能，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质量、价格监督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五、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高政府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十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优化公共资源，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教育服务水平，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十七、切实推进“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点，以住房重建、设施重建、产业重建、城镇重建、生态重建为重点，以政策支持、体制创新和开放合作为动力，实现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恢复重建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形象工程。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八、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九、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城乡发展规划、地方性法规议案和政府规章、经济调节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及其他急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省政府全体会议或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二十、省政府各部门提请省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全省的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由法制机构作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会。

二十一、省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二、省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省政府办公厅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三、省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依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四、省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制定政府规章，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行政措施或决定。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省政府规章，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规章由省长签署命令公布。

政府规章实施后要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二十五、省政府各部门、各市(州)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政府的决定、命令。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公布。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省政府制定政府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省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省政府批准。部门和市(州)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及时报省政府备案，由省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省政府报告。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需要修改、废止的应当及时修改、废止，继续执行的，应当将目录公告。

二十六、省政府规章和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省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经省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审定。省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省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七、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实行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复议过错责任制，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复议为民。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八、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推行行政权力阳光运行，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九、省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省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三十、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行政事项以及法律和国务院、省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办事指南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一、省政府要自觉接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政府规章；自觉接受省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省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省政府报告。

三十三、加强全省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省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四、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省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省政府报告。

三十五、省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省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三十六、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创新绩效评估机制，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七、省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八、省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政府和部门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九、省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委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廉政承诺，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省政府实行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制度。

四十一、省政府全体会议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省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各厅厅长、外办主任组成，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由省长召集和主持。

省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的重要指示、决议、决定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和决定省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部署省政府重大改革措施或其他重要工作；

（三）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省政治经济社会形势；

（四）讨论通过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五）讨论通过依法需要由省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省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省政府顾问、副秘书长，省政府各直属机构、直属特设机构、省直有关单位和中央在川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特邀省委有关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四川省总队负责人和省群团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会议。

四十二、省政府常务会议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组成，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由省长或省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召集和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讨论通过报请国务院及省委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通过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等议案及重要事项；

（四）讨论决定省政府工作的重大事项和以省政府名义发布的决定、命令等政策性文件，审议政府规章草案；

（五）分析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六）讨论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表彰奖励事项；

（七）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每两周召开一次，一般在间周的星期二召开，会期一天，出席人数应超过应到人数的二分之一。根据需要可安排省政府顾问、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监察厅、省政府法制办、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府督办室和与议题有关的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省政府办公厅相关处（室）主要负责人旁听涉及议题。

四十三、提请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书面批示提出，报省长审批确定。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上会议题材料于会前送达出席人员。

四十四、确因特殊原因，省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省政府全体会议或省政府常务会议，向会议主持人请假，经批准同意后告知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省政府常务会议列席人员不能参会的应提前填写请假报告单送省政府办公厅，由省政府办公厅汇总后报会议主持人审批。

未经批准同意不得缺席或由他人代替出席。

四十五、省政府全体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省长签发。新闻稿由省政府研究室负责审定，如有需要，报省长或秘书长审定。

四十六、省政府召开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应按省政府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应提前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缺席或由他人代替出席。省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改进形式，简化程序，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省性会议，不以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不邀请各市（州）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按程序报省政府批准。全省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四十七、各地、各部门报送省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除紧急重大事项、突发事件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公文一律送省政府办公厅按规定程序统一办理，不得越级报送、多头分送，一般不得直接向省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应提前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四十八、各地、各部门报送省政府审批的公文，由省政府办公厅按照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省政府领导同志转请其他省政府领导同志核批，重大事项报省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权范围内且能明确答复的问题，由省政府办公厅直接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及时向省政府办公厅反馈办理结果。

四十九、省政府制定的规章，发布的决定、命令，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省长签署。

五十、以省政府名义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行文，经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由省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签发。以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政务类公文，由分管副省长签发，重大事项报省长签发；常规事项的发文，可由秘书长签发。

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的政务类公文，由分管副省长或省政府秘书长签发，重大事项报省长签发。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的事务类函件可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一般事务类函件可由省政府办公厅分管领导签发。

五十一、省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以及贯彻国家部委有关工作部署的，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省政府批转或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充分运用政务信息化系统，减少纸质公文数量，提高公文处理时效。

五十二、省政府及各部门公文办理工作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度，严格按规范程序办理，不得逆向流转。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三、省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四、省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省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省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省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省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省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省政府同意。

五十五、省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五十六、省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十七、省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五十八、省政府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不要当地负责人到机场、车站、码头及辖区分界处迎送。

五十九、省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下级政府召开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省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省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报告和请销假制度。省长与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省长、秘书长离蓉出访、出差和休养，应事先报告省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应及时告知省政府办公厅，由省政府办公厅通报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

六十一、省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蓉外出，应事先向省政府办公厅报告，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政府领导同志报告。

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文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举证时限设置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 举证时限，临界点，证据交换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 [1] 。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重要手段，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诸如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或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有学者曾在新民诉法典实施后提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2]，然而关于举证时限的理论并为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民事庭审改革中这一问题日益凸现，有鉴于此，我们愿以此文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总体的立法构想。

1、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鲜有学者论及，然而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建构举证时限制度须体现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之：
（一）举证责任涵义。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3]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4]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surprise），即一方当事人不是在指定的期间内开示（discovery）证据，而是把证据留待庭审中搞伏击，杀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三）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5]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底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坚持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是对上述理论的全面否定。它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总可以被发现，所以审判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可以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使判决形成也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活动的终结，有了新证据的提出必须“有错必纠”。在这种理念下，追求案件客观真实成了一种无止境的认识活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司法活动是受一定时间限制的活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6] 法官也不能随意地宣布已经过的程序不算数而要从头再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sport），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race）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Good Faith）原则引入民事程序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使传统的“敌对诉讼斗争”观念转为符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平论战”观念。[7]在这种平等对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也不得在诉讼的进行中蓄意主张与先前的程序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可以依职权禁止当事人运用策略（恶意地）违背先前的立场（position）、出尔反尔。“如果使双方律师一味追求这种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8]。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9]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历史阶段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界标（临界点），即保证了诉讼进程的自由活泼，又保持了程序的安定性。[10]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域外立法比较
1． 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final pretrial order）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1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由于在开庭审理前就冻结了争点，突然袭击这种几个世纪来一直被认为正当而令人称道的策略才得到抑制。
2． 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
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12]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并且还设立了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 法国。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近代第一部民诉法典，4． 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发展史上有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几经修改，至今仍相当先进。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13]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5． 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在战后历经修改，6． 1995年后确立了三种准备7． 程序。准备8． 程序的期日
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对于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里没有记载的事项，在以后的口头辩论中，当事人原则上不得主张。开庭后才出示的证据，当事人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并由法官酌情采纳。[14]
9． 台湾地区。台湾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10． 并且设立了证据实时限
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举证活动，否则将失去提供证据的权利或负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台湾民诉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即将举证时限的终点确定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止前。[15]
从国外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来看，对证据提出的期限加以限制应当说是一种趋势，并且都相继规定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相对来说，我国的证据提出时限就有必要进行反思了。
（三）中国大陆的举证时限立法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以把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在司法实践中至少存在三个弊端：一是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二是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三是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地方摈弃了以往冗长的庭前审理程序，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这对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确是一种纠正，但由于相关的程序运作限制了当事人在审前平等充分地进行举证，对方的证据在审前几乎不能获悉，从而为当事人在庭审中搞突袭提供了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因此，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也成为必要。
相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其它程序法中的举证时限制度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证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说明行政诉讼法原则上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结束前，而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更进一步，把举证时限定在了一审开庭前。该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当事人完成举证并向海事法院出具完成举证说明书后，可以申请查阅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第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海事事故调查表》中的陈述和已经完成的举证，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证据不能在举证期间内提交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已走在了民事诉讼法的前面。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一）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所谓临界点，即举证时限的起止点或时间界标。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的实质分歧在于：有人认为应把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有人认为应把把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我们认为，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而应放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研究：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后提出新证据，同时限制当事人在终局裁判作出之后以新证据推翻判决，那么现在的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存在改革的必要。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动摇，表明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艰难选择。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有效举证时限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尽早提供证据，而在此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纵观国外关于举证时限的有关规定都与审前程序紧密相连，即在完备的审前程序中规定证据的展示制度，在开庭前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而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审前程序无足轻重，特别在新民诉颁布后更是弱化了审前程序的功能。我们认为设置举证时限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诉答程序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民诉法应第11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以便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证据，组织有效的抗辩。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则是根据国外的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目前在广东上海及青岛正进行试点。但问题是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有效的情况下，在法院规则中规定证据交换甚至举证时限这样重大的制度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来进行。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