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卫医管发〔2010〕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卫生部部属（管）医院：

为规范医院处方点评工作，提高处方质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我部组织制定了《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医院处方点评工作，提高处方质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根据《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处方点评是根据相关法规、技术规范，对处方书写的规范性及药物临床使用的适宜性（用药适应证、药物选择、给药途径、用法用量、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等）进行评价，发现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临床药物合理应用的过程。

第三条处方点评是医院持续医疗质量改进和药品临床应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临床药物治疗学水平的重要手段。各级医院应当按照本规范，建立健全系统化、标准化和持续改进的处方点评制度，开展处方点评工作，并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完善。

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处方点评工作，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四条医院应当加强处方质量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范医师处方行为，落实处方审核、发药、核对与用药交待等相关规定；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合理用药知识培训与教育；制定并落实持续质量改进措施。　　

第二章组织管理

第五条医院处方点评工作在医院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和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由医院医疗管理部门和药学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六条医院应当根据本医院的性质、功能、任务、科室设置等情况，在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下建立由医院药学、临床医学、临床微生物学、医疗管理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处方点评专家组，为处方点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询。

第七条医院药学部门成立处方点评工作小组，负责处方点评的具体工作。

第八条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和合理用药知识；

（二）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二级及以上医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他医院处方点评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具有药师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三章处方点评的实施

第九条医院药学部门应当会同医疗管理部门，根据医院诊疗科目、科室设置、技术水平、诊疗量等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抽样方法和抽样率，其中门急诊处方的抽样率不应少于总处方量的1‰，且每月点评处方绝对数不应少于100张；病房（区）医嘱单的抽样率（按出院病历数计）不应少于1%，且每月点评出院病历绝对数不应少于30份。

第十条医院处方点评小组应当按照确定的处方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处方，并按照《处方点评工作表》（附件）对门急诊处方进行点评；病房（区）用药医嘱的点评应当以患者住院病历为依据，实施综合点评，点评表格由医院根据本院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第十一条三级以上医院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专项处方点评制度。专项处方点评是医院根据药事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确定点评的范围和内容，对特定的药物或特定疾病的药物（如国家基本药物、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肠外营养制剂、抗菌药物、辅助治疗药物、激素等临床使用及超说明书用药、肿瘤患者和围手术期用药等）使用情况进行的处方点评。

第十二条处方点评工作应坚持科学、公正、务实的原则，有完整、准确的书面记录，并通报临床科室和当事人。

第十三条处方点评小组在处方点评工作过程中发现不合理处方，应当及时通知医疗管理部门和药学部门。

第十四条有条件的医院应当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处方点评系统，逐步实现与医院信息系统的联网与信息共享。

第四章处方点评的结果

第十五条处方点评结果分为合理处方和不合理处方。

第十六条不合理处方包括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及超常处方。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判定为不规范处方：

（一）处方的前记、正文、后记内容缺项，书写不规范或者字迹难以辨认的；

（二）医师签名、签章不规范或者与签名、签章的留样不一致的；

（三）药师未对处方进行适宜性审核的（处方后记的审核、调配、核对、发药栏目无审核调配药师及核对发药药师签名，或者单人值班调剂未执行双签名规定）；

（四）新生儿、婴幼儿处方未写明日、月龄的；

（五）西药、中成药与中药饮片未分别开具处方的；

（六）未使用药品规范名称开具处方的；

（七）药品的剂量、规格、数量、单位等书写不规范或不清楚的；

（八）用法、用量使用“遵医嘱”、“自用”等含糊不清字句的；

（九）处方修改未签名并注明修改日期，或药品超剂量使用未注明原因和再次签名的；

（十）开具处方未写临床诊断或临床诊断书写不全的；

（十一）单张门急诊处方超过五种药品的；

（十二）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

（十三）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处方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

（十四）医师未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规定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十五）中药饮片处方药物未按照“君、臣、佐、使”的顺序排列，或未按要求标注药物调剂、煎煮等特殊要求的。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判定为用药不适宜处方：

（一）适应证不适宜的；

（二）遴选的药品不适宜的；

（三）药品剂型或给药途径不适宜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国家基本药物的；

（五）用法、用量不适宜的；

（六）联合用药不适宜的；

（七）重复给药的；

（八）有配伍禁忌或者不良相互作用的；

（九）其它用药不适宜情况的。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判定为超常处方：

1.无适应证用药；

2.无正当理由开具高价药的；

3.无正当理由超说明书用药的；

4.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2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药物的。
第五章点评结果的应用与持续改进

第二十条医院药学部门应当会同医疗管理部门对处方点评小组提交的点评结果进行审核，定期公布处方点评结果，通报不合理处方；根据处方点评结果，对医院在药事管理、处方管理和临床用药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和综合分析评价，提出质量改进建议，并向医院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和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报告；发现可能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发生。

第二十一条医院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组）和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应当根据药学部门会同医疗管理部门提交的质量改进建议，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临床用药质量管理和药事管理改进措施，并责成相关部门和科室落实质量改进措施，提高合理用药水平，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第二十二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应当将处方点评结果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医院评审评价和医师定期考核指标体系。

第二十三条医院应当将处方点评结果纳入相关科室及其工作人员绩效考核和年度考核指标，建立健全相关的奖惩制度。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医院处方点评工作的监督管理，对不按规定开展处方点评工作的医院应当责令改正。

第二十五条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应当对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采取教育培训、批评等措施；对于开具超常处方的医师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一个考核周期内5次以上开具不合理处方的医师，应当认定为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离岗参加培训；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相应处罚。

第二十六条药师未按规定审核处方、调剂药品、进行用药交待或未对不合理处方进行有效干预的，医院应当采取教育培训、批评等措施；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第二十七条医院因不合理用药对患者造成损害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利益驱动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李长健 李昭畅 黄岳文）
转自：《政法论丛》2007年第1期　


　摘 要：利益问题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市场、文化等多重安排使得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的结果。在法学理论上导入利益基本原理，对制度、市场、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考量，以纠正利益驱动作用，进而建构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与个体利益维护互动等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精英流失缺位；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利益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我国至今仍在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有别的。由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实际上制造和巩固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的制度源头。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特别是经济法的层面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公平待遇。在经济法中，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和农村社会中间层发展的终极力量。最后，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驱动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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