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一、思想的变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几千年的儒、法两家刑事法律观，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和执行，我国社会所经历的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诉讼法律观，因为一定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观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形态。这正是我国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以后，人们感到步履维艰的原因。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辩护律师参与诉讼难、证人作证、出庭难等等问题仍然困绕着我们。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一项先进的司法制度的贯彻实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
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法律仅仅当作是把持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和统治下，作为比较敏感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执法，无不以国家本位为主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把刑事诉讼法定位于“打击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国家本位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特别是在执法的环节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以往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登上了中国刑事诉讼的舞台。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碍。正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１）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１２条），即明确被追诉者在判决前不是有罪的人。（２）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向法庭提出控诉证据，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３）规定被追诉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时，要作出无罪的处理。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四、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
刑诉法第１２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我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３条，第１３９条和第１５５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重大意义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我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利率管理暂行规定

1990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利率管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以及合法发行的各种债券利率的确定、调整、执行、管理和监督，都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利率管理的主管机关，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利率管理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利率的制定
第四条 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
第五条 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以法定利率为基础自行确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金融机构确定浮动利率后，要报辖区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
第七条 金融机构之间为弥补头寸不足、相互借贷的短期资金利率为同业拆借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在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最高幅度内，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第八条 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发行的债券的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管辖范围负责审批和管理。
国家债券的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商有关部门共同确定。
第九条 金融机构可以对逾期贷款和被挤占挪用的贷款，在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利率基础上加收利息。加收利息的幅度、范围和条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

第三章 利率管理职责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履行下列利率管理职责：
一、根据国家利率政策，拟订有关利率管理的法规草案，制定利率管理基本规章；
二、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或授权，确定、调整存款、贷款、同业拆借和各种债券的利率及其浮动幅度，确定、调整利率的种类和档次；
三、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利率管理工作；
四、监督金融机构执行国家利率政策、法规和各项利率的实施情况；
五、协调、仲裁、处理金融机构的利率纠纷和违反国家利率管理规定的行为；
六、宣传、解释国家的利率政策、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利率管理规章；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行下列利率管理职责：
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利率管理基本规章，制定适用于本辖区的实施细则、规定、办法；
二、监督本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利率执行情况；
三、协调、仲裁本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利率纠纷；
四、查处本辖区内违反国家利率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指导本辖区内金融同业公会有关利率的协调工作。
第十二条 利率管理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原则，依法办事，不得徇私舞弊，泄露机密，玩忽职守。
第十三条 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利率管理规章，加强内部的利率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以及与本规定有关的单位，应当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管理、监督，有义务如实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文件、帐簿、统计资料和有关情况，不得隐匿、拒绝或提供虚假情况。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负责本辖区的利率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利率管理监督责任制，上级行负责考核下级行的利率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应当在每季度初月15日前将本辖区上季度的利率浮动情况、贷款加收利息的情况、同业拆借利率变化情况、违反利率政策、规定的查处情况，以及其他有关利率的情况和问题，书面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第四章 结息规则
第十七条 活期存款半年结息一次，每年的6月20日和12月20日为结息日。定期存款的存款提取日或利息提取日为结息日。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对不能支付的利息，可计收复利。基本建设贷款，按年结息。每年12月20日为结息日；对不能支付的利息，不计收复利。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对不能支付的利息，可计收复利。
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不得采用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向借款人收取利息。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条 对擅自降低、提高或以变相形式降低、提高存款和债券利率的金融机构，辖区内中国人民银行按其少付或多付利息数额处以同额罚款。对少付利息的，责令其向存款方如数补付；对多付利息的，责令其将非法吸收的存款，专户、无息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直至该存款到期。
第二十一条 对擅自降低、提高或以变相形式降低、提高贷款利率的金融机构，辖区内中国人民银行按其少收或多收的利息处以同额罚款。对多收利息的，责令其向借款方如数退还。
第二十二条 对拒不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或者拒不纠正违反利率管理规定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从其帐户上扣款，同时通报给当事人的上级机构。情节特别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责令其停业，直至吊销其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违反利率管理规定的当事人，对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处罚不服的，要先执行处罚决定，然后在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银行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银行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复议决定。对上一级人民银行的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机密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外币存、贷款利率不适用于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1991年1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10月5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利率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以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