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说教

现代司法权的性质，一般追溯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在他看来，政治的权力对公民的自由永远存在着威胁，因为权力的自我扩张会剥夺掉人们的自由。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公共权力就必须划分为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于是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在孟德斯鸠之前，洛克也区分过立法、行政和联盟三种权力，司法权并没有单独列举出来，因为在洛克所属的英国，司法权力从来都没有独立过。在那里，最高的审判权要么掌握在国王手里，要么掌握在上议院的贵族手里。孟德斯鸠后，美国建国者们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独立的司法权，马歇尔大法官最后以违宪审查权的形式实现了司法权的独立。

思想家们还进一步溯源，认定最先划分政治权能的学者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的权能划分为议事、执行和审判三项。与现代启蒙学者们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鼓吹法律机构的价值追求，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来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核心，他更多的是在总结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因此，古希腊的审判制度与现代英美的司法制度在组织结构和运行原则上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

司法权的现代性质，学者们归纳得很细致、繁多和多层面，大体上看，司法的民主性、司法的精英性和司法的独立性经常被提及。可以说，现代的司法制度同时包含了民主性与精英性，英美诉讼中法官法律判断与陪审团事实认定，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精英的完美结合。司法独立永远是法律界争论的话题，其中的制度设计和对法官个人品德的期待，一直为人们所倡导。这里，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司法的这三种性质。

司法的民主性

司法是大众民主的，还是小众精英的？一直存在理论的分歧，争议双方都有历史的依据。应该说，在古希腊，司法审判是大众式的，在中世纪，司法审判是精英式的，在现代，司法同时具备大众性质和精英性质。我们先来看司法的大众民主性质。

在雅典，没有公共的检察官，所有的案件都由个人提起。案由分为私人的诉讼和公共的诉讼。私人诉讼由受害的当事人提起，在谋杀案件中，受害人的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公共案件则可以由任何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的公共性质，仅仅发生在现代。庞德说，在英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起诉都是私人的事务，除非私人的行为引起政治的危害”。

在古典时期的雅典，法院扮演着一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重要角色，法官由公民抽签选出。市民法院是雅典最大的司法管辖机构。每个法院都由一个抽签产生的治安法官主持，诉讼中，他不打断当事人发言，不容许对方异议，也不指导陪审团。案件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由201-501位成年男性组成，每次从年初登记的6000名公民中选择产生。陪审团简单多数无经商议决定审判结果。判决一经给出，不容许上诉。法院一年开庭200天，依照不同类型的案件，每天可以审理4个到40个案子。

古希腊法律更注重程序而非对犯罪进行惩罚。案件的判定依赖于陪审团的判断，其判断源于双方当事人的辩论，而不是基于宣誓之类的自动程序。立法规定之间的间隙靠陪审团来弥补，他们被告知要维持正义，并不创造出新的规则应用于本案或将来近似的案件。司法过程谈不上职业活动。在具体的案件中，陪审团经常提出冲突的规范，最后个案地得出判决。这种特别的、多元素的判决过程，意味着法院很少以直接或者可预见性地审判。因此，在一个单独的案件中，很难预测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讲，法院是公共娱乐的一种方式。

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社会的习俗，对家庭和朋友的态度、面对冲突的中庸和自制态度、商业事务中的诚实和公平秉性、对城市的忠诚和奉献、对适当行为规范的遵从（特别是性道德规范）、与争议无关主题的法律服从，都会决定判决的结果。比如，被告未将他的父亲从监禁中保释出来、没有支付他父亲葬礼的费用、虐待他的母亲、将他自己的姐妹出卖为奴隶，都是被告被判有罪的理由。在公共贪污腐败的案件中，被告如何资助过某场戏剧竞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如何出过力，都是他免于刑事惩罚的理由。

当然，雅典的民主制只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即使是赞成民主的卢梭也承认：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在中世纪，审判权属于上帝，上帝的人间代表只能够是掌握知识的教会和教士。按照阿奎那的说法，一群蜜蜂只受蜂王的领导，人的大脑支配着所有肌体的活动。司法的民主被精英们的独占取代了。只是到了现代民主的兴起，民主意识才在司法活动中间接地体现出来。以美国法为例，尚存的法官选举制、上诉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的集体责任以及诉讼中的陪审制，都带有司法民主的性质。在英美普通法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称为“理智之人”。普通法的犯罪是否成立，要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为社区里普通人所容忍；民事被告的行为是否侵权，关键是其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判定的标准乃是其行为是否违反了社区普通人的普遍情感。

司法的精英性

伯尔曼在总结西方法律传统的时候，把法律职业化当作是西方不变的法律传统。在他看来，法律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它要求有专门的职业人员从事专门的职业活动，法律职业者在专门的法律机构接受职业的培训。既然是职业化的，那法官肯定就是精英化的，司法活动因此从大众审判走向了贵族式审判。司法活动的精英性质，英国法官们表现得尤其突出。鲜红貂皮长袍，灰白假发的头套，是英国高等法院法官的“行头”。英国法官们享有的地位和荣誉，让其他国家的法官们自惭形秽。法官候选人的资历、经验、业绩和人品的苛刻要求，使得40岁被任命为法官成为稀罕之事。高等法官出自显赫的家庭，名牌大学的训练，律师公会的浸染，使他们隔离世俗的社会，语言文字的训练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让他们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充满了旧式贵族的习气。可以说，英国人对法官的敬畏，与其说是源自权力，不如说是来自贵族的神秘。

因为神秘而生的敬畏，不仅仅源自法官高贵的出身和封闭的智力训练，而且还来自历史延续的司法神性。历史地看，司法虽然是由达官贵人主持的，但是法官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有了“法官乃是正义的化身”之说。古代社会，神明裁判、宣誓助讼和决斗，都与“神”相关。人无法判断的时候，必定诉之于神，巴比伦有水判、日耳曼和英格兰有火判、热水判、冷水判和吞噬判，中国有獬豸判，都是神行审判的例证。人善于撒谎，但谁都不会发伪誓。人在做天在看，是古代人通行观念。因此，出示证据证明自己之前，宣誓便成为古代诉讼必须且有效的程序。决斗是日耳曼人的习俗，但从精神层面上分析，如同梅特兰所言，“决斗诉诸的不是粗暴的武力，而是上帝”。惟有神才能施行审判，据《新约·启示录》言：“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在古希腊神化中，神的判决也不绝于书。阿伽门农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大统帅，战争胜利回到家乡后被移情别恋的妻子杀害。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了他的母亲，激怒了复仇女神。在阿波罗的庇护下，俄瑞斯忒斯逃到雅典，请求得到雅典娜女神的帮助。雅典娜以为，此事很是复杂，“人间的法庭几乎无法解决”。她为此安排了一场审判，她挑选城内最优秀的男人，任命他们审判这场纠纷。法官以石投票，结果有罪无罪的票数相同，决定性的一票握在雅典娜自己手里。雅典娜说，“我不能站在一位无耻杀害自己丈夫的女人一边。我认为俄瑞斯忒斯行之有理。他杀掉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残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他应该活着。”她投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并宣布他无罪，因此获得自由。阿波罗安慰复仇女神说，“你们不该对判决生气！”“被告必须在两种神圣的义务中选择，肯定得不到两全其美的结果。我们神承担判决的责任，不能够埋怨法庭的法官。这是宙斯的旨意！”

司法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看司法独立，以政治哲学而言，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不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涉，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其原理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才能够遏制权力的扩张，由此保证自由不受到侵犯。美国建国者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设立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权力和自由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者说，权力的分离并不必然地带来自由的保障，反之，权力不分离也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必然侵犯。英国的司法从来不像美国那样独立，但我们不能够由此否认英国乃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法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现代观念都来自英格兰。

以社会学而言，立法权与行政权是积极的和直接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明显。要保证公民权利，必须有一个缓冲的地带，在那里，公民的权利要求可以得到倾听，冤屈可以得到伸张。这个场所就是法院，法院并不积极地追逐当事人的权利，而是被动地审视当事人的纠纷情形，冷静和睿智地判断，然后再适用公共权利有扬有抑。因此，一个社会需要精英和权威来维护“正义”，这是司法权独立的社会意义。当然，新问题依然存在：法官由谁来担任？独立的法官能够胜任如此高标准的重任吗？或者，法官凭什么值得信任？法官也是人，同样存在人性的缺陷，西方法官的任命制、高薪制和终身制，以及一般法律责任的豁免权，既可保护他独立的判断和信仰，同样也可以为他提供胡作非为的条件。

理论的说教永远是无力的，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美国的司法独立是全球的楷模，不过从它的发生上看，违宪审查带来的公民权利保护，只是该制度的结果，而不是他产生的目的。在马歇尔创立违宪审查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无事可干，司法权与立法行政权的平衡只是理论上的。马伯里等法官没有拿到总统的法官任命书，是马歇尔的疏忽，他是当时的国务卿。当他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时候，他要把他在国务卿位置上的过失挽回过来，更不用说，他是为他所在的共和党谋取更多的资源。马歇尔的个人魅力和他崇高的品德，是美国后世法官一直崇尚和推崇的，但是，马歇尔在美国权力中心的影响力，是他与新总统班子抗衡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权还是一种权力，司法独立只不过是权力的重新洗牌。正当法律程序和最高法院崇高的地位不过是政治争斗的附属品，只不过，后世的法官和法学家续写了美国法官独立的司法史。

英格兰的司法却从来都没有独立过，司法独立只是传统普通法法官的一个口号。在亨利二世之前，与王室法院并存的还有封建法院、郡法院和教会法院。司法管辖权的争斗是中世纪各政治权力扩张的一个侧面，亚当·斯密说，司法权的追逐乃是特定阶层经济和财政利益的博弈。在英格兰，从封建向中央集权的变迁中，国王打起了“为民伸张正义”“捍卫公民权利”的旗号，连同陪审团制度一起，英格兰的王室法取得了胜利，普通法成为英格兰标准的模范法。普通法法官的独立是国王与封建主和教会争斗的副产品，其顽强的自生独立性也许是国王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当普通法法官可以与国王相抗衡的时候，国王从来都没有放弃控制和影响司法权的努力。星座法院和大法官法院的形成，就是国王想重握司法权的典型事件。如果一个公民无法通过常规的程序得到法律救济的时候，他就会向国王请愿企图得到非常规的救济。“基于上帝的仁慈给予怜悯”，“大法官以公平和良知决断案件”，衡平法于是避免了严格形式和缓慢程序的普通法。到亨利七世的时候，衡平法成为了与普通法并列的英国法律正式规则体系，直到1875年两套法律体系的合并。柯克是17世纪普通法的典型代表，他“国王不在任何他人之下，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和“法律靠技艺理性和法律判断来决定”的警句，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当他当上王室法院民事高等法院首席之后，他走向了国王的对立面。柯克与培根的争斗，实际上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争斗，不过，国王支持了衡平法。柯克失去了首席法官的职务，后转战于议会，成为了民众的首领。梅特兰是敬重柯克的，他总结英格兰宪政史的时候说，“在整个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法官们会因顶撞国王而被解职——他们经常只是国王卑躬屈膝的应声虫”。

从法律史上看，英国的最高审判权一直掌握在贵族院那里，海外的司法最高机关掌握的国王咨询机构枢密院那里。以侵权法为例子，1932年的姜啤酒案是英国法过失责任、产品责任和危险物责任的源头，那是贵族院的案件；1868年的瑞兰兹案是英国严格责任的源头，那也是贵族院的案件；1983年的麦克洛克林案是英国第三人过失“旁观者”规则的源头，它同样源自贵族院。1921年波尔密斯案和1962年马鞍山案，分别是英国法直接因果关系论和法律因果关系论的源头，这两个案件都是枢密院的判决。

或许，我们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美好的，但重要的不是政治权力的独立，而应该是法官思想和判断的独立。不管法律制度如何设计，法官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性，对法律和公平的内心确信和行为的坚持，还是更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假劣种子罪还是伪劣产品罪
——对新疆刘某某制售伪劣种子案的性质辨析

武合讲1 任晓东2
（1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菏泽 274000；
2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 北京 100081）

公安部2012年2月28日公布的2011年十起农资犯罪典型案例中的新疆石河子刘某某制售伪劣种子案的主要案情如下。2007年10月，新疆SF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某A与该公司甜菜部经理杨某某B、出纳刘某某C商议到甘肃收购甜菜种子并加工、包装成新疆SF公司品牌销售。按照商议，B联系甘肃某公司总经理王某某(另案处理)帮助收购甜菜种子，王某某安排公司职员张某某(另案处理)收购毛甜菜种子21吨，由B运回新疆SF公司。2007年11月，B授意肖某某D到甘肃酒泉市为新疆SF公司收购甜菜种子，D收购约14吨运回新疆SF公司。由于使用新疆SF公司品牌在市场上难以销售，B、D在征得A、C同意后，欲使用假冒的KWS9103型号甜菜种子包装袋包装、销售。2008年1月，D从甘肃酒泉市陈某某处购进假冒的KWS9103型号甜菜种子包装袋7800条和内外标签1.6万张。A、C、B将以上购进的毛甜菜种子生产成假冒的KWS9103型号甜菜种子后，陆续销往新疆各地。2010年初，C联系左某某E，让其帮助销售KWS9103型号甜菜种子。此时，农四师某团种子公司经理刘某某(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联系E购买KWS9103型号甜菜种子，E从硕丰公司以每公斤58元的价格购进5吨，总金额29万元，并以每公斤100元的价格销售给农四师某团良种繁育站甜菜种子5吨。良种繁育站销售给种植户种植该批种子，造成6431.22亩甜菜严重减产。公安机关将自良种繁育站提取的甜菜种子样品委托某省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得出送检种子样品为发芽率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指标的劣种子的检验结论，并制作了《检验报告》；经某司法鉴定所鉴定，农户经济损失达3311481.11元。公诉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将A、B、C、D、E和新疆SF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一审法院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辩护意见，改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各被告人缓刑和被告单位罚金。公诉机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虽已以对A、B、C、D、E等5名被告人和被告单位分别判刑结案，但对案件的性质仍存争议。为了帮助种子经营者合法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作者就本案的性质，谈谈个人意见。
一、假劣种子罪和伪劣产品罪的刑罚区别。
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被告人购买他人制作的种子包装袋、种子标签和生产的散种子，加工处理和包装成包装种子进行销售的行为，是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还是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是结果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数额犯；罪名不同，被告人承担的责任差别很大。
如果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A、B、C、D的销售金额是29万元，E的销售金额也不足50万元；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A、B、C、D、E应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适用缓刑。销售金额与损失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不一定要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如果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本案造成损失达3311481.11元，已经超过法定的50万元，属于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对A、B、C、D、E都应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可以适用缓刑。按照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和司法惯例，以造成损失10万元至20万元判刑一年计算，本案可判各被告人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由于损失是由假劣种子造成的，损失数额与假劣种子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各被告人和被告单位还应对假劣种子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种子经营者对种子质量应负的责任。
种子属于特殊的产品。伪劣种子属于伪劣产品。假劣种子属于伪劣种子。种子质量分为与种子有关的一般产品质量和种子特有的特殊产品质量。《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经营者对种子质量负责，包括对一般产品质量负责和特殊产品质量负责。《种子法》第五章规定的种子经营者对种子质量负责，属于一般产品质量责任。《种子法》规定了一般产品质量责任中的行政责任。《产品质量法》和《民法通则》规定了一般产品质量的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
《种子法》第七章规定的种子质量检验程序、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判定标准，是对种子这种特殊产品特有的特殊产品质量即假劣种子的特别规定。《种子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行政责任。《产品质量法》和《民法通则》规定了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的刑事责任。
三、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种子属于假劣种子，不应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本案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某省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虽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但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未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检验送检种子样品使用的发芽箱、天平、干燥箱等需要计量检定或者计量溯源的仪器设备，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不符合计量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送检种子样品属于糖用甜菜种子，该机构对糖用甜菜种子质量检验，未执行《糖用甜菜种子》（GB 19176）而执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GB/T3543），违反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法律规定。该机构根据检验数据和检验结果制作的只使用CASL标志未使用CMA标志的《检验报告》，违反了法律规定。法院采纳辩护人关于本案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使用的仪器设备、执行的检验程序和判定标准、制作的《检验报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证明送检种子样品是假劣种子的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四、利用他人制作的种子包装袋、种子标签和生产的散种子加工包装的包装种子，不属于《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假劣种子。
被告人和被告单位利用其他单位制作的种子包装袋、种子标签和生产的散种子加工包装成的包装种子，不属于《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五种假种子和五种劣种子之中的任何一种。种子经营者销售的包装种子，所利用的种子包装袋和种子标签，无论是自己制作的还是他人制作的；所包装的散种子，无论是自己生产的还是购买或委托他人生产的，只要种子种类、品种、产地、质量指标与标签标注的内容相符，不带有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有害生物和质量不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就不属于假劣种子。公诉机关关于利用他人制作的种子包装袋、种子标签和他人生产的散种子加工、包装的包装种子就是假劣种子的观点，不符合《种子法》的规定。
五、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的的包装种子，属于伪劣产品。
法律规定，禁止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指非法标注他人厂名、厂址标识，或者在产品上编造、捏造不真实的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以及在产品上擅自使用他人的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行为。法律还规定，产品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国家标准GB20464-2006规定，国内生产的种子应标注生产商名称、生产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生产商名称、地址，按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注明的进行标注；联系方式，标注生产商的电话号码或传真号码。本案被告人加工包装种子使用的种子包装袋上和种子标签上，已经标注的是甘肃某某种业有限公司的名称、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和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本案的被告人对购买的已经标注他人的企业名称、厂址、许可编号证号的种子包装袋和种子标签不加处理，直接使用包装、标注自己加工的种子，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国家标准强制性规定。本案的被告人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的包装种子，属于伪劣产品。本案的被告人生产销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的包装种子，应当承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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