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见

建城[2010]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委，公安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公安局、发展改革委：

在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停车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紧缺和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背景下，由于停车设施总量严重不足、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和停车管理不到位而导致了严重的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严重制约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构建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引导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加强城市停车管理，规范停车收费，缓解城市停车难和交通拥堵矛盾，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发展，现就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的重要性

城市停车设施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切实加强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不仅是改善城市停车状况、缓解城市停车难和交通拥堵的客观需要，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节能减排战略、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科学引导汽车发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加强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与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实施畅通工程、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抓紧抓好，全面促进城市交通与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的原则与目标

各地要按照政府主导、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要求，以保障交通畅通有序、资源优化配置、群众出行方便为目的，认真解决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节约利用资源原则，在规划的指导下，综合利用城市土地资源，鼓励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停车设施；坚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规划、设计、建设停车设施，应当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安全隐患；坚持设施差别供给原则，按照城市中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和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策略，合理确定停车设施规模和管理政策；坚持停车需求调控管理原则，运用政策法规和停车价格调控，降低城市中心区停车需求压力；坚持高新技术引领原则，推广应用城市停车领域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方法，以及适应电动汽车发展的停车场附属充电设施。

各地要根据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近期着力解决停车设施供应不足、挪用停车设施和停车管理滞后的问题。争取用2-3年时间，进一步明确政府有关部门职责，形成高效协调的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机制；完善法规体系，编制完成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制订相应的地方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推动立体化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完善停车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路内停车与路外停车、室外停车与室内停车之间的价格关系；建立完善科学的停车需求管理体系，充分运用行政、经济与市场等手段，严格控制占道停车位的数量，逐步形成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停车为辅、占道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格局，在城市中心区外围大力发展停车换乘系统；推广普及信息化、智能化停车设备和停车诱导指示系统；基本建立依法管理、规范服务的停车管理体系。

三、加强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确定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目标进行制定。在摸清停车矛盾现状、科学预测停车需求的基础上，按照差别设施供给和停车需求调控管理的原则，研究确定城市停车总体发展策略、停车设施供给体系及引导政策、社会公共停车设施布局和规模，明确建设时序和对策。要充分考虑城市停车设施系统与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紧密衔接，大、中以上城市应规划建设城市停车换乘体系，引导人们转变出行方式，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

100万城市人口及以上城市应在2010年底前编制完成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100万城市人口以下城市应在2011年年底前编制完成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四、加快制订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

从源头上加强城市停车设施配置。结合城市自身的发展条件和趋势，兼顾当前、立足长远、因地制宜地组织研究制订地方性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根据各类建设项目的性质和停车需求，以及城市停车总体发展策略，合理确定停车设施配建指标。各地要根据城市发展和城市交通变化情况，对停车设施配建标准适时进行调整。

五、科学合理建设城市停车设施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开展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管理时，加强新建大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防止出现新的交通拥堵节点。按照停车配建标准合理配置停车设施，鼓励建设项目利用地下空间配建停车设施，按配建标准建设的地下停车场面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范围。加强对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建设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禁止配建停车设施挪作他用。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要加强与园林绿化、城市景观等人居环境的协调，不能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对既有小区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优化小区绿化模式，推广应用绿化与停车相兼容的方法和技术。

城市公共停车设施是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要完善公共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的用地供给、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等保障机制及措施，其建设应列入政府年度计划。各地要加大路外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推动地下停车场建设，以及立体停车和机械式停车设施建设。各地应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投资建设各种类型的路外公共停车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各城市应结合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在城市中心区外围规划建设与公共交通枢纽相匹配的停车设施，形成完善的停车换乘系统，引导驾车者换乘公共交通进入城市中心区，减少城市中心区道路交通压力。鼓励社会单位开放内部停车场，实行错时停车，为周边居民提供停车服务。在规划和建设停车设施时，要充分考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普及和推广的需要，建设、改造或预留充电等相关配套设施，以适应新能源汽车发展要求。

六、切实加强占用道路停车管理

为缓解停车设施不足的矛盾，在统筹考虑城市道路等级及功能、地上杆线及地下管线、车辆及行人交通流量组织疏导能力等情况下，可适当设置限时停车、夜间停车等分时段临时占用道路的停车位。在路外停车位比较充裕的区域，不得占用道路设置路内停车位。

要依法加强对占用道路停车位设置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严格管理，充分发挥现有道路设施功能，提高道路服务水平，保障道路安全和畅通。

七、完善公共停车场停车价格形成机制

各地要按照科学配置资源、合理调控需求、规范管理收益的总体要求，在综合考虑资源占用成本、交通结构调控成本、设施建设成本和经营管理成本等因素基础上，完善公共停车场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停车价格定价和调整办法，严格规范停车收费管理。

鼓励采取差别化费率调控停车需求和停车资源，实行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外围由高到低的停车级差价格，强化停车需求调控管理；对于同一地区公共停车设施，停车价格采取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室外高于室内的定价原则，同时建立不同类型停车场收入调节机制，引导停车资源合理使用；应根据占用停车资源的差别，合理确定不同车型、不同停放时间的停车费率。

八、规范城市停车行业管理

各地要对城市专业停车服务经营单位实行特许经营管理制度，制定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地择优选择停车服务经营单位。要引导建立行业协会，建立行业服务评价制度，加强行业自律，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停车服务经营单位的监管力度。采取优惠政策，促进停车产业化发展。

城市停车服务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制度、收费制度和服务规范。要加强对停车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服务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停车服务水平。所经营的停车场应具有完备的停车设施，配置完善的安全监控设施，设置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标志、标线。

九、大力推动停车设施新技术应用

要积极依靠科技进步，给合实际需求推广占地少、成本低、见效快的机械式停车设施建设，加大停车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按照方便使用、注重引导、人性化服务的要求，加快建设完善的城市停车设施标识系统。

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给合数字化城管系统、城市交通信息系统建设，积极建设城市停车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停车资源。大力建设城市停车信息诱导系统，鼓励采用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为公众提供停车信息服务，推广停车预约服务和电子缴费技术，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率。

十、加强依法管理和监督检查

根据《坡乡规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实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坚决予以纠正，并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对发现已经投入使用的停车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或者影响交通的，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防范交通事故、消除隐患和撤销、改建停车场的建议。

要从促进城市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强对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的指导。各地要从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本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及时妥善处理好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人民法官为人民”三重意义阐释——“人民法官为人民”是贯彻“三个至上”的具体体现

王长君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去年以《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为主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本质以及司法权的来源、配置、行使与运行方式中的精神、原理、原则与逻辑，同时指出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目的与方向，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这一讲话精神，并逻辑地将其延伸到司法实践领域，以更加凝练而具体的“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命题来推进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工作。“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主题实践活动至少包含着以下三重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人民法官为人民”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践行“三个至上”的生动体现。2007年12月25日，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之一。

　　“三个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贯彻“三个至上”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去年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强调，要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这既是人民法院指导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新时期审判工作理念的重大创新。从历史逻辑上看，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以往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另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吻合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　在“三个至上”体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和法理依据。法之理既在法内，更在法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背后之“理”，主要就是人民利益。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命题：“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时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而且，为了使法律成为符合规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第二，它应当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创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性。后来，列宁也非常赞赏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就是为了协调、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最高价值，是法背后之“理”。我国的法院性质必须是也只能是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强调，在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时，应当“从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紧紧抓住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期待改进的司法问题和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时代，司法基石价值的确立必然遵循着这样的法理逻辑，即司法基石价值的追求必然与该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紧密关联：后者往往决定前者，而前者必须体现并为后者服务。司法权是一国权力系统构造中的支柱之一，而一国的国家性质又决定着该国权力系统的构造；这样，一国的国家性质必然逻辑地决定了该国司法权的基石价值，且后者要在功能上服务于前者。否则，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轻则紊乱失调，重则瘫痪崩溃。同时，司法权又承载着“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使命，如果一国不能正确厘清司法权的基石价值，必将导致其运行失去目标，社会正义难以维护，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会逻辑地导致该国权力系统的功能衰退。可见，一国司法基石价值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权力系统构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一府两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有着深刻的人民性，它服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宪法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权力人民性的保证，同时也是人民性的体现。我国司法权正是这种权力系统构造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必然深刻地贯穿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而“人民法官为人民”便是在这一宏观构造与价值追求下的司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民法官为人民”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涵。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期，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功能一定要凸显出来，这就必然要求我国法院承载起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因而它务必要突破落后与片面的司法价值观。近些年来，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存在着一股片面学习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的风气，须知，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和西方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性质及其权力系统构造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片面学习他们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我解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并葬送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最后甚至导致危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本身。正是基于此念，“人民法官为人民”宏观、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系统构造的本质、现实社会的紧迫要求、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为司法权做出了基石价值定位。这种价值定位体现了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的需要与追求，必将促进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与社会正义的新发展，同时正本清源，为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同志吹走了迷雾，点亮了心灯，鼓足了干劲，指明了方向，它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片面学习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一味强调司法消极主义，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司法权的性质、运行特征与价值追求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这种司法消极主义没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特征，一味从抽象的西方学理出发，脱离社会实际，偏忽了司法的社会功能，错误地追求一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与逻辑“完美”，其结果导致我国法院在具体司法中罔顾社会发展的需要，客观上损害了司法权承载的社会稳定器功能。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不是一个僵死的规范体系，而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应以其承担的社会控制功能为其生命。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司法权承担的功能绝非是机械的法律规范运用，把法官变成工业生产流程上的机械生产工；相反，它要求司法权承载起符合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在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形下，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似乎法官只要走出法庭、能动司法就会背离司法权运行的规律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只有更为深刻地把握我国执政党的性质、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司法权的人民性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深刻理解“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放在心上，深刻体认我国当前的时代特征与需要，就会发现“人民法官为人民”中暗含的司法能动主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司法权承担起其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

　　不仅如此，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一制定出来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且，由于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与普遍性，它必然与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与个案正义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较大工农、城乡与地区差别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避司法能动主义，玩味不切实际的西式学理，片面追求普遍正义与形式正义，忽视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势必容易造成“案结事未了”并形成新的涉法上访源头，我们很难说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人民法官为人民”则深刻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党的事业为重，重视人民利益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守护“社会正义的基石防线”都需要法官能动司法。进而言之，法官必须辩证地看待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正是千千万万的个案正义造就了普遍正义，而为了抽象的普遍正义而牺牲了个案正义，那不仅普遍正义不可得，还可能影响司法威信，造成社会对普遍正义的怀疑。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民意、民情、民需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影响，本着司法的人民性，法官必须回应这种现实，遵循“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逻辑，更能动地促进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升宪法、法律与司法的更大权威。

　　人民法官为人民”前瞻地提供了我国“活法”秩序构建的基本动力，　所谓“活法”秩序，在法社会学里是指社会秩序本身，这里是指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秩序水乳交融为一体。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化为人民自觉遵守于无形的“活法”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构造“活法”秩序不能光看抽象法律价值，关键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人民的“满意”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国情特色。西方的“活法”与西方的传统和法治是一张皮，中国的“活法”与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必然也要是一张皮。片面追求西方的法律价值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我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律中追求的国法、天理与人情就内含着中国特色的法律价值追求，它必然体现让人民满意司法的重要价值特色；加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皆是构造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必然构成元素。“人民法官为人民”则为这些“活法”构成元素形成成熟的“活法”秩序提供了动力与可能。

　　首先，“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后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宏观驾驭全局并组织力量与资源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活法”秩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法官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组织保障。

　　其次，“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为我国法官进一步深刻认识我国民情、民意与民需奠定可能，同时促使他们能动地站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线，获取当然充分的司法实践经验与体悟，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宝贵智慧资源。
，“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律与司法在人民中的权威与公信力，同时又能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的实践提供广阔的社会力量源泉。

　　有了组织保障、智慧资源与社会基础，“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必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为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讲民生。党的事业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其立足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司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以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科学把握人民利益及其司法诉求，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

　　人民法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性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最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人民性要求不断强化法院的服务功能，从民众最急、最盼、最忧、最怨之处做起，努力做到司法过程透明，确保程序和实体公正，使当事人感知到法律的公正和神圣，使法律适用具有亲和力，更具人情味，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畅通、有效、透明、简便的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方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案件反馈和回访制度，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举措，尽可能减少人民接近司法的负担、困难或障碍，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决不能让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司法人民性要求完善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分析处理和反馈制度，完善社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司法人民性要求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成文规则、条文条款，要审慎考虑具体当事人对裁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做出裁判时从一个理智的、正常的和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问题，来检视判决是否合法合理合情，使法意与民情相融，变“结案了事”为“案结事了”。

　　早在2008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法[2008]125号），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到六个善于：善于通过协调增加共识，求同存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寻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善于利用现行体制提供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争取人大、党委的支持；善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善于寻找解决公权力纠纷的替代性方案。”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当前，人民法院工作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努力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民生为重，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通过保障和维护民生，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真正实现司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