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关于罪数规定的缺憾

张庆奎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颁布的，此后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立法机关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对1979年刑法作了大量补充修改。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经过长期酝酿准备，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修订，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刑法原法只有192条，修订后增加为452条，修订后刑法是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建国以来最完备的刑法典。然而，笔者认为修订后刑法在罪数规定方面尚存在一些缺憾：有的条文将单独成立的其他犯罪，作为本罪的严重情节定罪处罚；个别条文将结果加重犯作为吸收犯定罪外罚。
刑法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明显已构成强奸罪，理应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但刑法条文却只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明显不妥。
刑法358条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这里明显应按组织卖淫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按加重处罚情节处理明显不符合刑法原则。
类似的情况刑法条文却规定为数罪并罚。例如：刑法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环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刑法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定罪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刑法大部分条文条结果加重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作为一罪处理，这是符合刑法罪数原则的。例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虐待家庭成员致人重伤、死亡的等等。但也有个别条文将结果加重犯规定为吸收犯，例如：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或者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样是结果加重犯，刑法条文定罪处罚标准却不统一，不能不说是缺憾。
这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刑法上的罪数理论。罪数，又称一罪与数罪。罪数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依法区分一罪与数罪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犯罪的单复数比较容易区分，但也存在少数犯罪，例如，一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到底是一罪还是数罪？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一罪与数罪就比较复杂。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刑法理论上存在很多学说，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第一，犯意说，即行为基于一个犯意的就是一罪，基于数个犯意的就是数罪；第二，行为说，即行为人所实施一个行为就是一罪，实施数个行为就是数罪；第三，结果说，即造成一个犯罪的结果的是一罪，造成数个犯罪结果的是数罪。我国刑法界认为这三种学说都存在一定缺陷，就是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一某一点而不及其余。因此，我国刑法界区分一罪与数罪，是以犯罪构成作为标准，即凡是有充分满足一次构成要件的事实就是一罪，有充分满足两次构成要件的事实即为二罪，以此类推。我国刑法总则仅规定了数罪并罚，对于如何区分一罪还是数罪未作规定，罪数原则体现在刑法分则具体的条文之中。罪数可以分为一罪和数罪，数罪又可分为同种数罪与不同种数罪。在刑法罪数理论上，一罪是重点研究的对象。通行的划分方法将一罪分为以下三类：（1）一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一罪或处理时作为一罪的情况，包括继续犯、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2）数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一罪，包括惯犯与结合犯，不过普遍认为我国刑法上没有规定结合犯的情况；（3）数行为在处理时作为一罪，包括基于同一犯意的连续犯，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的牵连犯以及吸收犯。
那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组织卖淫，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呢？结果加重犯又称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上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构成结果加重犯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2）基本犯罪行为造成了加重结果；（3）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主观上有罪过。很明显“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以及“强奸后迫使卖淫”的，并不是基本犯罪行为“拐卖妇女”、“组织卖淫”造成的加重结果，与基本犯罪行为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两种情形下均具备了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所以说刑法条文将这两种情形规定为结果加重犯不妥，应分别规定为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组织卖淫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再者，“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以拐卖妇女儿童从重处罚，“强奸被收买的妇女的”却要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岂不是双重标准，背离了罪刑相适应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
同样，将“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规定为吸收犯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也不科学。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为另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以吸收的那个行为来论罪，对被吸收的行为不再予以论罪的情况，吸收犯有以下几种形式：（1）重行为吸收轻行为；（2）主行为吸收从行为；（3）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情形并不符合吸收犯的三种形式，因此不成立吸收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无法吸收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上述两种情形均是出于一个犯罪故意，即刑讯逼供的故意和非法拘禁的故意，犯罪目的并非致死、致伤，死亡、伤残是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这两种基本犯罪行为造成的加重结果，加重结果与基本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对于伤残、死亡的加重结果主观上有罪过。由此可见，这两种情形是典型的结果加重犯，应按基本犯罪行为定罪加重处罚。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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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贵：毒品案件中“贩卖”与“运输”行为的区别与量刑要点
　　　

【案情简介】

　　　刘文与吴玲经常在一起打麻将，关系甚好，一天，吴玲给刘文说，让他到外地稍些东西回来，吴联系好了地点和出货人，让刘前往带回，刘明白是冰片，但由于打麻将输了钱，心想可以从中能得到些好处费，于是前往，吴见刘走后，便给刘打款两万元，刘见到付货人后，问明需要三万元，刘便自垫一万把货带回，准备给吴交付时，被公安侦破，公安机关认为刘构成运毒品，起诉机关认为刘构成贩毒罪，法院依照贩毒罪裁判，贩毒与运毒在刑法中的量刑起点幅度一样，但性质不一，对基准刑的调整及宣告刑有一定影响。

【律师评案】

　　　如无足够证据明贩毒，则应定性运毒：

　　　起诉书指控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但证据明显不足。《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了选择性罪名，起诉书指控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不合事实。
　　　对同一宗毒品，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适用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
　　　本案认定刘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起诉书对认定贩卖毒品的客观方面的事实：刘某“以牟利为目的”，受吴某委托到许昌市从他人处购得价值人民币三万元的冰毒，后在北京被民警当场查获。表现为“牟利”的证据系刘某供述的五千元“好处费”，但此项“好处费”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交易得所或牟利范畴无证明证明。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三》规定，“贩卖”的特征是“明知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确认刘某“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的证据尚不够确实充分，依照《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意见，对同一宗毒品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
　　　刑法规定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重点打击指使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毒品犯罪中“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刘某是受到吴某某指使的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好处费而为吴某某运输毒品，刘某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不是买家，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
　　　
　　　运输毒品行为对量刑的影响：

　　　刘某涉案毒品当场查获，没有扩散到社会，对社会危害小，如果按贩毒定性，则应属于犯罪未遂，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二款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刘某受吴某指派代购毒品，系从犯，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二款规定的从轻处罚要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代购而发生的涉毒案件被告人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立案追诉。吴是涉案毒品的主要出资者，也是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指使刘某参与犯罪的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刘某仅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在量刑标准上，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另外查明，指控毒品含量与鉴定后含量之间有差额，应根据鉴定的毒品含量为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本案经鉴定后纯度达到“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涉案毒品共有124.33克。吴是主出资者且出资额为两万元，吴所有的毒品量为82克，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主要刑事责任。
　　　
　　　毒品数量是量刑的主要标准，但并非唯数量处罚。

　　　毒品数量是重要的情节，但不是唯一标准，刘某受雇他人而实施犯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量刑细则》规定，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对于当庭自愿认罪、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量刑起点为十五年（180个月）；按照同向相加，异向相减的原则确定宣告刑，未遂可以减50%；从犯减少30%；当庭自认的减少10%；应在八年幅度内对刘某裁处刑罚，一审裁判刑期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