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建设

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 李俭

[摘要] 本文通过从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现实意义，剖析了当前我国律师文化中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建设所应具备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律师文化 亚文化 精神文化 行为文化 以人为本 团队合作

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由于其语意的丰富内涵，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的欧美对文化的定义就多达一百六十多种。据有关专家考证，“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两者均源于拉丁文字cultura,其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世纪以后，其含义逐步演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文化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文化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而最早给文化下一个较完整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 “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律师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自从其产生以来，就是国家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律师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一方面，律师是一种职业，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其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点在于律师是直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向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其内容直接跟国家的法律体制和法制建设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律师工作内容的依法性，也决定了律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而律师文化，则是从律师这一职业延伸出来的、由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律师的职业操守、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社会评价、行为规范等所共同组成的文化内涵。
一个社会职业群体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就是这个群体的生命。中国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社会群体，在经历了恢复律师制度25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属于这个群体的律师行业文化，随着25年的积淀与过滤、扬弃与升华，已经从她的嫩稚阶段逐步走向成熟，正成为中国当代律师共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由于律师文化秉承了一般文化的共性，又具有亚文化 的特性，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律师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律师精神文化是律师群体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解决律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核心，主要通过律师的价值理念表现出来，包括律师价值观、律师精神、律师理想、律师宗旨、律师道德、律师哲学等；律师行为文化是律师群体在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下，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实践文化，解决律师怎样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外现，主要通过律师行为规范表现出来，包括律师执业行为约束、律师制度制定与实施、律师机构管理等。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反映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体现了一般文化的内在要求和律师文化的特殊属性。

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律师文化作为律师行业和律师执业过程产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一方面，它是律师这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律师也通过自己的法律服务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律师文化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其积极发展也对律师的社会评价、执业环境乃至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律师职业的产生就是时代的需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文革时期不需要律师，将律师都关进了牛棚，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次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的产生和发展是跟我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紧密相连，也跟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息息相关。律师文化也从最初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仅限于帮坏人说话的刑事辩护，发展到律师大量参与到解决社会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再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时积极参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保驾护航，律师职业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律师在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本身就意味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在新时期下被不断地充实。
其次，律师文化的不断丰富也是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社会的发展和律师的执业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实现建立一个法治、公平的社会而努力，而律师的作用就体现在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上，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敬业的职业操守很难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对律师提出的要求，律师应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充分反映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要求，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认真贯彻到自己具体的法律服务中去，以不断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
具体来说，律师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功能。律师文化反映了律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可以引导律师的主体行为，使律师为共同的理想、愿景而努力，主要表现在对律师心理、价值观、思想、行为起积极的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律师文化通过影响律师的习惯、知觉、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使律师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围绕共同理想，形成群体意识、整体理念和合作团队，以增强律师执业队伍的凝聚力和协作奋斗的精神。
　　3.激励作用。律师文化提倡的先进理念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可以极大地激发律师的职业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律师为理想和宗旨而不懈地努力。
　　4.规范功能。律师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对律师行为的准则和约束，其中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中表达的理念都对律师产生心理约束，进而产生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这种文化上的“软”约束，都对律师起到规范作用，促使律师摒弃不良的陋习和为了个人一己之私利而做出有损于律师良好声誉和律所的违法行为。
　　5.协调功能。律师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必然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这就使得律师能够协调好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律师文化作为一种维系律师内部关系的“贴合剂”，也使得律师个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和谐。
　　6.辅射功能。律师文化具有扩散性，律师可以通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优质的法律服务向社会传播律师文化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律师依法办事的法制宣传、弘扬时代精神和正义精神的司法实践，对社会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他人对律师的正面评价和舆论导向传播并辅射到律师业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对整个社会风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前中国律师文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律师文化总来说其主流是好的，反映了律师作为一个群体的素质较高，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职业评价和社会舆论，但随着我国这几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律师队伍中也是暗流涌动，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和报道。
首先体现为律师过多地考虑和看重业务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考虑社会效益，律师也成了金钱至上的代表之一，有些人甚至明确说律师是“抢钱的”，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律师社会评价在下降，象施洋大律师那样“为民请命”的律师少了，律师业也成了“惟利是图”的行业之一，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律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加强律师的自律和律师队伍本身的建设，树立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重树律师正面形象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次，对律师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律师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不够充分。律师文化建设涉及到多种学科，诸如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社会学、法律文化学等等，为了加深对律师文化的理解，我们不但要研究律师文化本身，还应主动与文化、学术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建立起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再次，应大力加强律师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增进社会大众与律师之间的了解和互动。目前，一般普通百姓或对于律师职业的理解也仅限于发生纠纷时请律师帮着打官司，律师只是一个个消极地到处出击的灭火队员，哪里有诉讼哪里就有律师身影，律师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诉讼文化，这样完全不利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的现代化。今天，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律师的法律服务前置化了，通过律师大量的诉讼前的法律服务，规范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通过企业自觉按法律办事的行为来降低违法和被侵权的成本，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更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其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不断拓展律师的服务领域，促进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谓一举三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有的时代特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首先应明确我们的指导思想，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为目标，以律师工作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以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的执业精神为核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保证和促进我国律师队伍建设的顺利进行。
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时代的繁荣和昌盛为己任，紧跟时代的步伐。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社会主流文化的不断丰富也赋予律师文化以新的内容、不断拓展着律师文化的外延。特别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律师的服务领域，也给律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给律师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律师文化作为亚文化的存在，其自身的发展也不断丰富着社会整体文化的内涵，对其他文化的发展也起着触类旁通的效果，他们之间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律师，作为律师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担负着律师文化建设的重任，应以时代的要求严以律己，在律师文化中应充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创新、勇于开拓、社会的责任感、科学的发展观、从建设和谐律所到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第三，律师服务也应体现我们的人文特色，以人为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贯彻人文主义的精神，不是简单、机械地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而应在提供律服务的同时更多地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将经济效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真实的需要及律师工作的社会效益相结合，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劳动给当事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当事人的真正关切所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为社会带来了什么？对法治建设是促进还是破坏？在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当事人或社会效果产生冲突时怎么办？因此，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充分贯彻诚实信用的原则，关注当事人合法、合理的要求，制止其非法的要求，不是一味地讨好和满足当事人的任何要求，从而建立起跟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想其所想，切实解决他们的诉求。
第四，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都体现在它的创新上，律师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积淀和反映，律师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断创造着全新的服务理念，从律师制度建立初期的一般的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到后来又颁布了行政法，老百姓第一次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政府叫板，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历史在不断地改写，随着律师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律师的服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个人、企业提供着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也在用自己的汗水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地添砖加瓦，深入着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上市、投资和融资，律师的脚步也随之踏遍了五湖四海，而独特的中国律师文化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律师也不再是单一的打官司的讼师，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律工作者和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第五， 团体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应该是律师的核心文化之一，在提高客户利益这一最高的目标下，律师在平常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专业人员，同时也是热心的同事和朋友。这一根本的团队文化不仅取决于律师队伍的多样化，更是支持和培育了多样化的特点,以及包含和允许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文化的律师发挥和发展其潜能。越来越多的律师业务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律师的单兵作战，而是团队的合作，甚至是一个集团军的协同作战，那些大型的复杂的案件中，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巨型的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团队的合作根本无从完成，因此，律师的工作越来越讲究团队合作、集体配合、专业分工，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律师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有利于律师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律师也在这样的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提高了团队的意识和合作的信念，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融洽了律师之间的气氛，让每个律师充分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和能量。
第六，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也是律师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的职业跟国家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的法治化紧密相连，律师们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和实际工作体现着法律的权威，实现着法律的正义，维护着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完善，所以律师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第七，律师文化应体现其包容性的一面，注意与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不断
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各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方面，值得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学习，取长补短，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才能共同发展。律师文化因其层次高、专业特色明显而独树一帜，但律师文化的更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都是人类文化中的支流，它们之间的融会贯通，象涓涓细流汇聚成海，不断丰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宝库。
此外，律师文化需要进一步发展，还应有足够的开放性、多样性，并兼具国
际化的特征。一种文化需要发展，应该坚持开放的原则，不应该在封闭的环境中闭门造车，将自己固步自封于狭隘的空间中，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其他的文化采取一种积极的吸收、参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这种开放应该对世界的开放，不应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已被连接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地球村，资源和信息共享使现在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彼此的协调与合作，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灿烂的文化，不断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也是其活力和不断发展的源泉所在，国际化使得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优秀的文化，交流带给我们双赢的结果，又不断推动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樊斌杰：《律师文化之思索》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6999
2， 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关于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研究的问题》http://www.lawyercultur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8
3， 王维林：《以律师文化的特质为线索建构我国的律师文化》吉林菁华律师事务所http://www.lawyerculture.com/News_Show2.asp?NewsID=271&NewsPage=3
我国民事诉讼救济程序之缺陷与重构


□徐纯志

内容提要：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在法律上是不能被轻易推翻的。而现实行两审终审制难以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再审制的混乱又频繁挑战已生效的裁判，两审终审和再审的矛盾冲突和制度缺陷日益显现，应建立有限三审制取代两审终审制，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作法，缩小和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范围，检察抗诉应限制在法官徇私枉法而所作的裁判范围内,这样才能理顺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混乱状态,并能保障法律的统一施行，树立司法的权威。

导 言

在法官任上，笔者见到了一部分生效裁判的终而不终，已生效而似未生效，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掩护下，法院忽而自己否定自己的生效裁判，忽而上级法院提审，忽而又是检察院“名正言顺”的代表一方当事人提出抗诉。再审裁判后，败诉当事人又缠诉不休，要求再再审，除了往上级法院跑而外，还往人大和检察院申诉。有时生效裁判正在执行或者已执行完毕，上级法院又以提审为由要求“冻结”。生效裁判在混乱的不完善的诉讼救济程序下显得极不稳定，似乎没有尽头，裁判的既判力受到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及法官的威信—特别是其层法院和法官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勿说百姓，就是笔者身为法官亦觉得法院这道最后屏障不是那么坚固。这样的状况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及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现行的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制度不可否认是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并借鉴前苏联的司法制度而设计的，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适合审判工作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案件类型的多样化、复杂化趋势，特别是适用法律难度的增加，现行的审判救济程序已不太符合现实的需要和科学解决诉讼纷争的要求，应加以改造。

一、我国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缺陷
何谓民事审判救济程序？即是在民事审判中，有权提起程序启动的主体认为裁判错误而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复查的补救和监督程序，包括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二者可统称为“复审”。上诉审是由当事人法定期限内提起的由上一级法院对原审未生效裁判进行复查的救济程序。再审是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对其认为错误的生效裁判要求进行复查的救济程序。设置上诉审的目的有三：“1、给一审遭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2、对一审法院进行审判监督；3、统一法律的解释与适用。” 实际是给原审遭受不利判决当事人多一根“救命稻草” ，多一次维护权益的机会。同时，也是上一级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对原审法院裁判进行检查、监督，使有错误的裁判在发生法律效力前得以纠正的诉讼程序。 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复查对象的不同，前者为已生效裁判，后者为未生效裁判；前者审理的主体可是上一级法院也可是本级法院，后者为上一级法院。

两审终审与再审的逻辑矛盾纠缠

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未采世界通行的三审终审，独标一帜，实行两审终审，主要理由据说是审级太多，易为一些不良之徒所用，缠讼不休。 同时亦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地域广阔，很多地方交通不发达，多审级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实行两审终审绝大部分案件可在当事人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从而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另一个原因是前苏联司法制度的影响。作为这样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让案件在经过两审后就了结，既经济又快捷。但又考虑到我国法律发展起步晚，法律规定粗简，法官职业化水平不高，客观上难免办错案，同时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追求实体的绝对公正成了诉讼的最终目的和诉讼公正的最终价值评判标准。为了对生效的错误裁判加以纠正和补救，又专设了再审程序来加以弥补两审终审的不足。由于再审程序设计的极不完善，提起再审的主体多，法定事由多而模糊，难以把握，再审程序被频繁启动，两审终审已名存实亡，事实已走上了极不规范的三审终审，甚至多审而难终。一方面法律上明文规定两审终审的法律原则，而实践中又允许由再审而提起的三审、四审，甚至多审 ，其后果不但不经济，反而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亦耗费了大量的审判资源，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使生效裁判长期处于“未生效”的不稳定状态，极大损害了终审裁判的既判力，损害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纠错，但有的案件再审后还要再再审，甚至多次再审，后一再审又不断否定前一再审，再审成了没有尽头的路；无限再审和无序再审使最终的公正和效率根本无法预测和评估；使纠纷解决机制变成一个望不到尽头的诉讼海洋。

二审法院法官成了法律帝王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即终止。大量的民事案件一审在基层法院，终审在中级法院。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终审或者高级法院一审、最高法院终审的民事案件凤毛麟角。中级法院属于级别较低的法院，法官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以及对法律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却使二审数以万计的法官成了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法律帝王。众口难调的结果是同类性质的纠纷，在不同的中级法院获得了截然相反的判词。 难怪偶尔看到新闻媒体上载出大至相同案情的案件不同的法院却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大致相同案情的案件在不同的中级法院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给当事人及大众造成一个错觉—法制的不统一或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或是法官徇私裁判，其后果是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
中级法院一般按行政区划相应设置，一个地区一个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当事人的空间距离较近，这就给当事人不打一审打二审提供了“勾通”法官之门，而愿意被“勾”之法官又仗着其手中的终审权而大胆“歪”判而高枕无忧，不但当事人不服，民众不服，甚至有时连一审法院的法官们亦不服。因此，终审裁判的权威就大打了折扣。

检察院成了当事人的代理人

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设立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确实是我国法律的一大创举。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除了当事人就法院裁判不服而向检察院作信息反馈而外，检察院几乎没有获取审判信息的渠道。因此，检察院自主对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非常鲜见，往往是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而提起再审。因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难度较大，而法律又明文规定检察院提起再审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当事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利用检察院这个公权力为自己的私权利服务。在实践中，其弊端不容忽视：第一，世界各国通常认为民事诉讼领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民事诉讼的发动和发展完全是当事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介入个人私权领域，而当事人利用检察院的法定职权为自己的私权服务恰恰是公权力介入私权的典型体现。第二，法院的审级诉讼程序是严格按照一整套公平诉讼程序进行的，而检察院启动再审前单方接触当事人并为当事人调查取证等行为则是违反公平原则和诉讼规则的，实际上是帮助一方当事人来对抗另一方当事人，人为造成诉讼力量的不平衡，破坏了争议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即是违反了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的 。第三，检察院代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实际为检察人员的腐败创造了温床，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的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出于上诉要钱而由检察院抗诉不要钱的考虑，规避正常的上诉审而求助于检察院，以为不花钱就能扭转败局，往往事与愿违。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应该承认是一种权力，权力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权力与腐败是相伴而生的，总会有人试图用不正当方式影响权力的执掌者，让权力的动作偏离法律认定的轨道，权力的执掌者也可能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 检察官为了搞清案情与一方当事人不得不过多的接触，其不良行为则难以规制，而当事人为了让检察官为自己办事往往花钱以请吃、送礼等非法手段让检察官就范。因此，当事人诉讼成本往往大大超过法院正常的审级诉讼成本。第四，检察官在启动再审程序前因过多接触一方当事人，对该当事人难免产生亲近感，而往往未接触另一方当事人，听不到另一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启动再审程序时难免有偏听偏信之嫌。第五，检察院总结公布宣传启动再审改判业绩等给当事人及大众造成检察院可信而法院不可靠的错觉，在很大程序上怂恿了当事人在一审裁判后舍弃正常的上诉审救济程序而任意利用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

再审还是不可靠

再审程序的制度设计缺陷造成了一些案件被多次提起再审。有的是一个法院对同一案件多次再审，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断地否定自己。有的是逐级多次再审，下级法院的再审裁判被上一级法院的再审裁判不断的否定，一个结果被另一个结果不断的替代，一个“公正”被另一个“公正”推翻。就像水波浪，一浪接一浪，后浪推一浪，无休无止，不知尽头在哪里。这样的裁判有始无终，权威在哪里？公正在哪里？效率又在哪里？往往一个案子这样折腾下来，其运作成本远远大过了案件本身，不但耗费了当事人大量金钱、精力和时间，同时亦耗费了法院大量的审判资源，最终得不偿失。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及时终结，这就是说，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期限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期限地收集和提供。 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切过去的事实虽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有待证实的。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后，当事人围绕程序规则进行举证，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和请求合法，法官则应运用证据规则来发现案件事实，当然这个事实与客观事实吻合那当然好，但这样的期望往往是不现实的，过去的客观事实必须由当事人来举证恢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法官是无法判断其到底是否是客观事实的，所以法官只能依据在案证据来判断案件的事实，即所谓的追求证据事实（或称法律事实）。而在有时间限制的诉讼程序中，追求无限的没有证据证实的所谓“客观真实”是不现实的，其不同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是有限的人生所无法办到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诉讼程序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目的在于高效的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正常秩序，让纠纷当事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投入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如果为了“挖掘”上帝才知道的所谓的“客观真实”而无限时地在个案上使用这个机制，那将耗费人们过多的时间，耗尽人的精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使个案久拖不决，大量纠纷的发生如果都这样有始无终而且代价昂贵，对个人对国家将是得不偿失，那么将纠纷诉诸法律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法院自身提起再审的弊端

在大众的心目中，法院是依法办事的地方，是在穷尽了其他一切救济手段后的最终解决纠纷的处所，对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理应是相信其公正性的。在审级制度的设计上，设置两审终审是法律所固定下来的，即使对一审裁判不服，对终审亦是难以怀疑其公正性的。而法院往往对自己或者下级法院作出的已生效裁判提起再审，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否定，而往往这种纠错都是实体方面的而非程序方面的，表面上看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办事原则，实则是违反司法的程序性和终极性的，也不符合民事关系的性质。一个案件，只要法官依照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作出裁判，当事人不上诉或上诉后作出了终审裁判，在目前的两审终审程序设计下，当事人的救济程序已用尽或放弃不用（如不上诉），那么这个案件的实体处理就应当视为是正确的，正如蒋惠岭法官所言：“因为经过了程序，所以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错的也是对的。” 从美国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的审理可见程序正义是多么的威力无比。 法院自身提起再审往往是在执行生效裁判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证据，而不是对在案证据的重新确认。如果出现了任何新的证据后就要更改已生效的裁判，对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举证责任就没有任何约束，当事人可随时举证推翻已生效的裁判，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诉讼就成了有始无终的过程。说到底，我们现行的再审制度是重实体而轻程序。
民事关系属私权领域，应充分贯彻私权自治原则，尽量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享有处分权，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其自身的权利，则法院没有必要主动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而强制提起再审程序。
本来法院审理案件是严格按照审判程序来严格操作的，实体的处理在不同的审级和不同的法官因水平的不同和对法律的理解有所差别亦属正常，对实体的追求只能是相对公正而不可能绝对公正的，美国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设置更高级别的上诉审足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个问题，本级法院没必要老是自己否定自己，这样无疑给当事人一个错觉—法院原审不严肃认真、法官素质低、法院不可信。

（二）民事诉讼救济程序之重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迅速增加，案件的类型也呈多样化趋势，案件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这不仅是诉讼标的额的增加，还包括案情复杂性的增加、特别是适用法律难度的增加。 当事人对公平正义追求的愿望越来越高，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和再审的程式设计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对其进行改革才能革除其弊病。笔者认为应作如下改革：

建立有限三审终审程序是保障法律统一实施和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基础

我国的法律发展时间不长，法律规定比较粗简，弹性较大，实践中缺乏判例指导，个案审理终审级别较低，使法律适用出现难以统一的局面。 同时，大量民事案件发生在基层，终审在中级法院，前述已论述了中级法院属于级别较低的法院，法官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以及对法律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终审后抗诉的再审的亦相当普遍而且弊端重重，那何不如取消或者大大缩小再审范围代之以有限的三审终审，将再一次启动程序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让当事人一次告个够？让其见识见识更高水平的法官和更加威严的法庭，也许这不失为一种树立法律权威和息讼服判的好办法。事实确实如此，世界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是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如在美国，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由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组成，当事人不服地区法院判决的，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再不服，经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同意，还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组成，，当事人不服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以向上议院上诉，上议院是终审法院。日本也实行三审终审。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则根据案件的不同类型与性质而分别实行一审终审、二审终审和三审终审。 有学者认为，三审终审与诉讼经济原则不相符合。 当然，将所有案件都纳入三审终审的范围确实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但如果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对第三审加以严格限制，即规定一些案件两审终审而告终，而规定部分案件可三审终审，对一些生效裁判规定不得提起再审，对一些生效裁判可以提起再审 ，那么应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审判规律的，比起现实行的无限再审则经济和权威得多。西方国家所实施的三审终审亦是有限制的三审终审，而且第三审均是法律审。上诉审可分为事实审与法律审，前者是指上诉审的审查内容不仅包括原审裁判对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法律点），而且包括对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事实点）；而后者是指上诉审的审查内容只针对原审对案件的适用法律上的问题。 一审和二审不仅包括对事实点的认定，而且包括对法律点的适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现实行的模式。对事实的确定有两审法院把关足矣，第三审法院没必要再对事实重新进行审理或复查。有限的三审法院审判资源 亦是不能对大量的案件进行第三审的事实审查的。从民事诉讼证据举证时限规定来分析，对事实的认定一般是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当事人举证已规定了时间限制，除非是“新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在一审就应该提出，否则不予质证和采纳。经过二审的复查，案件的事实足可确定下来。那么第三审的功能是什么呢？应是对法律适用的审查，即法律审。当事人只能以二审裁判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起三审，第三审法院审查的内容只能是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立法及理论都十分强调法律审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功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区域更为广泛，对法律的理解一般比下级法院更为准确可靠，在上诉审中发现原审适用法律方面的不当，并采取一定方式加以纠正，这样由下而上逐步可以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 按我国四级法院的设置，第三审法院只能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因大量的上诉案件和有限的审判资源的反差，如当事人认为二审裁判适用法律不妥就可提起三审，则两高院则难以承受，应实行上诉许可制度，只有经第三审法院审查认为确实是适用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后才允许进入第三审程序。

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规定

在设置有限三审终审制的前提下，应取消法院自身提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三审比二审多了一个审级，而且三审是由更高水平的法官审理，案件如经过了三审，足以确保案件裁判的正确率和公正性，没必要再启动再审程序；如一审当事人不上诉，就是当事人对自己上诉权的放弃，属私权处分范围，法院没必要自我否定自提再审。当事人舍上诉而求再审更是没有理由的，除非掌握了法官一审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案件，可向检察院举报并要求再审。学者李浩亦认为， 不能赞同当事人舍上诉而寻求抗诉的做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已设置了上诉制度，已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纠正错误裁判，又规定了再审制度，无论从民诉法关于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安排看，还是从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顺序看，不服法院的一审判决的常规救济方式都应当是上诉，申请再审或抗诉的救济方式一般是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而使用的，只是在例外情形下 适用于第一审判决。否则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就会急剧增加而难以承受，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的风险，将部分诉讼费成本转移给国家。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二审后如不是法律适用问题当事人无法提起三审或当事人不提出法律适用问题三审而致裁判生效，亦属正常经过两审法官把关的生效裁判，法院亦不可自提再审更不应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所谓“官无悔判” 是也。这个词虽是反映了封建司法官吏的司法原则，在当时诉讼救济程序不完善情况下，确实不妥，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现在诉讼程序完善了并能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不服一审可上二审，有的还可打三审，程序的设置足以使错误的裁判得到上级法院的纠正，因此，本级法院不宜再对自身作出的裁判加以否定，否则权威难塑，“官无悔判”在现代司法理念中焕发出新的现实意义。

法官徇私裁判应是检察院提起再审的唯一法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