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注意义务：词义的曲解

原著 威廉•A•格莱格里 译者 沈芯吉*

Ⅰ摘要
本文的开头阐明了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的混同问题。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马修案。法院明确地解释了忠诚义务与注意义务的易混淆之处。注意义务是一种“过失”概念，而忠诚义务是指违反了忠诚的义务。文章第二部分讨论了特拉华州公司法的几个判例，这几个判例无视已确立的法律概念，将过失与主观故意混同。第三部分讨论了那些复杂的、被称为“违反信托义务”的案例。

Ⅱ概述
本文论述的问题是美国的法院以及学说都已经将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混为一谈。这种混为一谈的行为也许是疏忽的结果，或者仅仅是混淆的结果。这种倾向不仅事关语义学，还会威胁到法律推理并使之混乱。
代理人对本人在负有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负有注意义务。“受信托人”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描述代理人、职员、董事以及托管人。“并非受托人的每次违反义务都构成违反信托义务，这是显而易见的。”
法院和评论者们经常提及“信托注意义务”，这已是普遍现象。三个最能代表这种混乱词义的典型事例便是特拉华州公司判例法，《统一合伙法》（1997）以及含有“违反信托义务”这一概念的、有关律师渎职的判例。
《统一合伙法》（1997）是这种混淆的典型事例。第404条第a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以及其他合伙人所负有的信托义务仅为本条第b款和第c款规定的忠诚义务和注意义务。”第b款规定了合伙人忠诚义务的三个组成部分。那的确是一条明确的法律条文，因为忠诚义务本身就是信托义务。但是（c）款的语句却是：“合伙人对合伙及其他合伙人的注意义务……”。问题就在于注意义务并不属于信托义务。更明显的问题是：法院会像特拉华最高法院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来阐释《统一合伙法》（1997）。因此，合伙人的过失行为可能会导致对合伙负有责任，即使该合伙人有着充分的抗辩理由证明没有近因。既然似乎在“锡德诉提克里克”一案中出现了信托注意义务的语言，那么法院在锡德案中推理的依据就是“信托注意义务”了。
代理人对本人负有多种义务。忠诚义务是其中最重要的。多年来法官们通过界定披露和告知义务，已将代理人的义务范围扩大。“本人有权要求代理人对其绝对忠诚”。注意义务是一种“过失”概念，与忠诚义务是大为不同的。将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等同是糟糕的立法，而且是更糟糕的言辞。法律术语的固定含义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形成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这种法律术语只会导致混淆和混乱。
将过失行为界定为对忠诚义务的违反是一种误导，因为违反信托义务只“意味着不忠诚和不忠实，单纯的‘不称职’是不够的。”
A、 第一部分：马修案
最近一个英国的判例以清晰直白的方式论述了这些概念。在这个判例中被告是马修先生，一名律师；原告是布里斯托和威斯特住宅建筑互助会。马修先生代理塔尔夫妇购买住宅。房屋的购买价格是73，000英镑。同时马修也是布里斯托和西部住宅建筑互助会的代理人。买方向互助会申请了59，000英镑的贷款。剩余房款由买方自有款而非借款来偿付。并且，房屋不得再次抵押。给互助会代理律师的义务说明中要求他们向互助会（“贷方”）通报任何二次抵押及其他借款。塔尔夫妇在按揭之后打算利用已有房屋的净收益来偿付购房款。于是他们以涉案房屋做二次抵押向巴克雷斯银行贷款。他们与银行约定在出售已有房屋之后可保留3，350英镑来付款项，并且以新构房屋的二次抵押为担保。马修律师当时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没有在报告中将这些情况告知借方。他的报告“使人确信，根据他的所知，购房款是由（买方）偿付的”。这位律师“承认他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并且承认违反了说明中的义务，因为他未能报告买方的协议”。“（贷方）认为被告有行为过失因此违反了合同，被告也已承认。贷方未提出被告不忠实或有不诚信的主张，也肯定会被驳回。”贷方并没有主张被告在做报告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是不真实的。“原告主张的只是（被告）‘知道或应该知道’那些是不真实的……”贷方向被告开具了一张金额为59，000英镑的支票。贷款也发放给了卖方的律师。最终，“买方违约，贷方要求实现他的担保权益。”房产被变卖其净收益略少于53，000英镑。于是互助会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有三点：违约，过失以及违反信托义务。违约和过失这两个理由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是违反信托义务这一理由未得到法院认可。被告辩称，即使贷方知晓房产的二次抵押，没有评议那些并不反映净借款额且相对较小的债务，贷方也仍然会提供贷款。而互助会的理由是：虽然根据普通法原告获得赔偿的条件是如果他知道了那些情况他就不会提供贷款，但是原告仍可以起诉被告违反信托义务。因为“因果关系和间接联系”不适用于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地区法院接受了这些观点并以被告违反信托义务为理由做出了简易判决，判决互助会有权获得59，000英镑金额与互助会出售房产所得金额的差额。
上诉法院就是否违反信托义务这一问题撤销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法院的推理如下：
尽管有弗莱彻•莫顿勋爵在库伯上诉库伯案中［1991］的警告，盲目套用语言公式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勒这一法律分支。因此，首先我们有必要界定某些术语。“信托义务”这一术语被严格限定于那些受信托人所特有的义务。同时，违反那些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不同于违反了其他义务所导致的后果。如果这一术语的含义不受限的话，那么它就失去了实际应用价值。从此种意义上说，并非受信托人的每一次违约都是违反了信托义务，这是很明显的。我赞同沙新法官在吉雷德特诉克里斯和其公司（1987）案中的评论：
“信托义务”这个词现在被“到处乱仍”，似乎被运用于所有律师、公司董事等违反义务的情形。假如一名律师由于未充分披露的情况下与客户签订合同，这便违反了特殊义务（信托义务）的行为，当然这是明显的。但是如果仅凭他在提供建议时的疏忽便认定他违反了信托义务，那名就是对词义的曲解了。
这些观点在拉•弗雷斯特法官在LAC矿业有限公司诉科罗拉国际能源有限公司案（1989）中得到了拉•弗雷斯特法官的支持。他指出：“并非每项因信托事务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主张都是基于违反信托义务而提出的主张。”
对于受信托人或其他利用其合理的技能和谨慎来履行职责的受信托人，将该词组应用于他们的责任同样是不恰当的。
在有的案件中，某些义务的信托性质产生了特别的法律后果，于是便适用“信托义务”。虽然这种义务是依衡平法而不是普通法确立的，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种义务成为一种信托义务。普通法与衡平法都确立了“注意义务”，但是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且所要求的注意标准并不总是一样的。
法院提到了两个信托义务的特征。首先，信托关系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面临‘不利或脆弱处境’的人。第二，在信托关系中包含忠诚义务。如果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在结果上等同了，那么法院在提到信托注意义务时它们就没什么区别了。但是，违反注意义务的后果大不同于违反忠诚义务的后果。在马修案中，后果是近因的抗辩。虽然马修未能通报二次抵押，但是只有在这一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时互助会才能获得赔偿。也就是说，如果贷方在知晓有二次抵押的情况下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那么贷方就不能获得赔偿。但是地区法院的法官认为适用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并不需要近因。上诉审理过程中，上诉法院认为适用违反信托的理论时无效的，因为那位律师最多只是有单纯的过失行为。因此，上诉法院不得不考虑这一判决是否站得住脚。上诉法院认定那位律师只是有过失行为，但是有必要先审理以确定被告是否应支付赔付金。基于过失而提出的赔偿主张能否成立必须先“分析被告的过失是否导致了原告签订了合同”。而且，原告还必须指出“哪一部分损失是由被告的过失所导致的”。在确定损害赔偿时法院必须考虑哪一部分损失导致了房产价值的减少。
地区法院的法官认为那位律师已将其自身置于实际的利益冲突中。也许这是他得出结论认定被告违反了信托义务的理由。但是上诉法院并不赞同这一结论。那位律师经双方当事人授权准确地完成了报告。律师有义务通报财产的状况，并确信不存在任何其他借款。如果律师恶意行事或有意隐瞒信息，那么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也许会存在。但是法院认为他没有作出其中任一行为。
法院的推理是非常正确的。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是完全不同的，但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的混同已经在合众国发生了。最好的事例便是锡德诉提克里克案。
B、 第二部分 特拉华州公司判例法
在锡德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抛弃了对注意义务的近因抗辩，无视巴恩斯诉安德鲁一案中确立的传统规则。法院的理由大概是：巴恩斯案中的原则仍是一条好的法律原则，但是作为一起侵权案件，它不适用于因违反信托义务而产生的权利主张。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因违反注意义务产生的权利主张无一例外都是侵权诉讼，且是以过失行为为依据的。因违反注意义务而产生的权利主张永远都不会是因违反信托义务产生的。撰写锡德案判决意见的霍斯法官，混淆了两个差别迥异的概念。在他的判决中毫无合理的依据以支撑他的判决。他的判词指责衡平法院“擅改了特拉华州的经营判断原则中对适当注意的要求”。他在判词中还认为“衡平法院错误地将原则中适当注意的构成要素从属于忠诚义务的构成要素”。很难想象衡平法院是怎样处理其他事情的。因违反注意义务而产生的主张是基于疏忽行为，并且疏忽行为中包括近因这一要素的。如果衡平法院具有预见力，他们只能预计到最高法院会推翻他们的判决。认为衡平法院已将注意义务从属于忠诚义务的观点是毫无说服力的。董事的义务是没有任何优先性的。注意义务既不低于也不高于忠诚义务。注入近因的要求并非是衡平法院的创新。衡平法院只是认为注意义务应以传统的过失行为法为依据。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的令人吃惊的创新才是破坏了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之间的区别。最高法院的推理只是“烟雾”和“镜子”。它说是“将信托义务的三个方面——善意、忠诚或适当注意有机结合了”。虽然善意是一种信托义务，忠诚是一种信托义务，但是适当注意不是。善意，忠诚，以及适当注意是并行的，而不是结合的，为了证明法院想要得到的结论而滥用语言会损害法院的公信力。特拉华州的法院有权使用任何他们所喜欢的术语，那便是愚蠢了。特拉华最高法院也许可以公布一项有关董事委任的新规则。它可以规定单纯的疏忽行为就是以导致责任产生。结果也许会同样没有混淆产生。锡德案使公司法律更加混乱，当～～～～法官说到：“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是一位有志于为公司及股东服务的受信托人的传统标志，其中每一项义务都是平等的且具有各自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位受信托人都负有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但是说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是平等的且具有各自的重要性，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也许特拉华最高法院仅仅是提出一种修辞上的论证，而该论证的理论依据是：无论那些同等的义务有多少不同之处上，它们都应被同样的履行。那样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法院会将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等同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律中没有真正的注意义务。特拉华州的判例表明“经营判断原则”是忠诚义务与注意义务产生的前提。
C、第三部分：违反信托义务
克雷姆诉贝斯特这一案例便是有关律师费及信托义务的好例子。贝斯特先生提供了哥伦比亚市联合交通中心以及包括拜伦•克雷姆七名警官的代理律师。
根据克雷姆的陈述，“贝斯特与对方律师讨论每一位与枪击事件有关的警官身份。”贝斯特告诉对方律师其中一名警官没有参与射击，于是这名警官的名字就被对方从草拟的诉状中删除了。贝斯特知道克雷姆没有参与枪击，但是他却没有告知对方律师。克雷姆在他的诉状中坚称贝斯特已经违反了信托义务中的忠实、忠诚、勤勉以及善意的义务。法院将渎职行为的构成要素规定为以下几点：“1、存在着律师与客户的关系；2、有过失行为或违约行为；3、有导致原告损失的起因；4、给原稿造成了损失。”法院认为“律师负有基本的信托义务，其中包括专一的忠诚和保密义务……有一种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就是推定欺诈。”于是法院将违反信托义务的构成要件规定为：“1、存在着律师与客户的关系；2、律师未履行信托责任；3、起因；4、给客户造成了损失；5、不存在着其它包含了所提及事实的侵权行为。“法院的推理是：“如果所称的违反义务的行为既可以被认定为违反注意义务也可以认定为违反信托义务。”那么这种主张能够成立的唯一情形便是渎职行为。法院没有进行推理以证明这种区分，也没有依据早期的先例。法院认定克雷姆原稿所称事实，可以导致适用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或推定欺诈的理论。法院论述到：“贝斯特只考虑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克雷姆的利益，因此违反了他的信托义务……”由于该判例采纳了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因此便显得重要了。但是，法院的判决仅仅是一种意见，因为克雷姆没有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法院对违反信托义务和推定欺诈的讨论似乎意味着两种理论实质上是一致的。与其他代理人一样，律师的确对他的当事人负有披露义务。因此，如果律师没有将重要事实披露于当事人，那么他就构成欺诈。他的欺诈在于他没有披露事务的真实状况。克雷姆提出：“当一名律师在代表当事人的利益时有故意的渎职行为，那么当事人就可耆宿他违反信托义务或有推定欺诈行为。”奇怪的是，法院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法院否定了如下引用的论断，“在证明律师违反信托义务或推定欺诈行为时并不需要有关意图的证据。”费克斯诉费克斯案对证明推定欺诈所需的证据做了更完整的解释“只需证明欺诈行为存在”。欺诈行为是很难证明的，因为相关的思想状态是内在的。我们有必要用推定欺诈理论来保护处于信托关系中的主体。推定欺诈理论是一项古老的原则。实际上，主观故意被推定存在，因为律师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法律是有远见的，不仅只保护所有处于困境中的当事人的交易，还会宣告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无效，尽管这些交易在他人看来是毫无争议的。
许多判例都论述了过失的概念以及违反信托义务。但是，法院的推理却是混乱和互相抵触的。大部分法院对忠诚义务的概念很难把握，因为许多已决判例是争对过失行为的。邓肯教授意识到法院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于是她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使各法院一致对待同一问题。那也许会比当前各州的立法还先进，但是本文作者还是倾向于扩大“违反信托义务”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以及对于违反信托义务的具体救济，而是为了明确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忠诚义务）与单纯的过失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太多的法院仅是强调原告是在试图用一个不同的名称，因为过失行为的理论行不通。许多判决都简单地将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等同于违反注意义务。而其它的法院则虽然表面上似乎承认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不同于违反注意义务，但是又说只要原告以忠诚义务的语句起诉并避免注意义务情况下的一些后果，法院就将忠诚义务的事项视为注意义务事项的“复制品”。虽然事实上诉状中的事项也许看似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复制品。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一名客户对律师的渎职行为并不知情，那么这一事实便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受信托人违反了第二种信托义务，即没有将重要事实告知客户”。
那种认为同时主张过失行为与违反忠诚义务仅仅是重复行为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故意行为受到的惩罚远比单纯过失行为的要严重得多。由于律师是代理人，所以他们应负有一切代理人所应有的义务。一名代理人总是对他的本人同时负有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毫无疑问的是，纪律规则在个案中的运用也许会改变普通法的结论。许多法院已规定纪律规则可以用做证据以证明渎职行为。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结论。但是如果说纪律规范改变了有关代理的普通法律，这种说法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州律师协会有权对纪律上的过失行为和不忠诚的律师采取措施。但是受害的客户仍有权起诉他的律师要求赔偿损失，而不论州律师协会采取什么措施。起诉律师的最常用依据是合同理论，注意义务理论（过失行为）以及违反信托义务的理论（忠诚义务）。
在被告为律师的诉讼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有：对只对专家证词的要求，以及诉讼的构成要件，比如，近因的要求，损害的性质，是补偿性的还是惩罚性的。代理法允许本人起诉他的代理人获得任何赔偿，一些法院依据这一原则给予原告广泛救济。代理法允许没收不忠诚的代理人的代理费。
威廉•登沃律师同时担任着某避税公司的发起人和投资者的代理人。最后，投资者对登沃提起了集团诉讼。投资者同时提出了基于过失和违反信托义务的主张。初审法院认为在法律上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法官认定登沃没有将该利益冲突告知投资者便构成了违反信托义务。登沃曾与发起人讨论过他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是却没有与投资者讨论过。法院最后判令登沃将投资者已支付的代理费用全部如数退还。
法院认为在法律上登沃违反了他的忠诚义务。登沃已向他的发起人客户说明了利益冲突，但是没有向投资客户做同样的说明。
登沃提出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证明存在近因。华盛顿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抗辩，理由是近因只适用于渎职案件。法院论述到：“违反道德规范会导致拒付或退还代理费，这一普遍原则已得到广泛认同。”“退还代理费是一种规制特定违反职业责任以及防止将来出现类似行为的合理方法。”
法院的论证是正确的。违反信托义务或对客户不忠诚是一种与单纯的渎职行为大不相同的行为。渎职意味着过失行为而不是故意行为。疏忽是一种略轻于故意行为的过错。登沃的行为违反了他的忠诚义务。他为一类客户谋利而损害另一类客户。他向发起人披露了他的利益冲突但却没有向投资者披露。这些决定都不是无意的。初审法院知道渎职行为与违反信托义务的区别。
在史密斯诉米哈费案中，原告W•迪恩•史密斯以渎职为由起诉他的律师。原告赢得了陪审团裁决，虽然初审法院不支持他要求退还律师费的请求。史密斯与他的伙伴终止了一项业务关系。他们亲自向各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史密斯以及他的伙伴聘请了约翰•R•米哈费以及马丁和米哈费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他们处理业务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务。史密斯证实了他曾告知米哈费。他已以个人身份用特快信件向以往的债权人发出了撤销通知书。他然后问米哈费是否一定要用证明信件。米哈费说不必了，因为“通知就只是通知”。米哈费忘了自己给过史密斯那样的建议。史密斯的前合作伙伴不能支付某些经营债务并且申请破产。史密斯聘请了另一位律师为其辩护以对抗债权人的主张，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发出过通知。史密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后以渎职为由起诉米哈费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初审法院就过失行为的问题做出直接裁定，并认定史密斯与债权人的和解符合当时的情形。上诉法院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律师费。根据科多拉多州的法律，如果诉讼是因受信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而提起的，那名要求返还律师费的请求是正当的。
科多拉多州上诉法院正确地分析了这一问题。法院承认律师－客户的关系涉及到信托关系。法院否认渎职诉讼中每个原告都有权要求返还律师费。法院论述到：“因律师的不当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客户有三个不同的诉因，而渎职便是这三个诉因的概括。”法院列出三种诉因：（1）违反合同；（2）违反信托关系；（3）过失行为。法院对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与单纯的过失行为谨慎地区分：“基于过失行为的渎职诉讼涉及到违反注意义务，而基于违反信托义务的渎职诉讼涉及到违反行为标准。”法院引用了一段文字来说明这区别。法院的分析师相当正确的，但是词组“行为标准”就有点含义不明了。根据案情，法院实际上是在说“忠诚义务”而不是“行为标准”。法院的区别行为明显是建立在单纯的过失行为与故意行为的区别之上。法院指出米哈费的行为仅是过失行为，也就是没有建议适当的通知方式，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违反行为标准，“比如不可分的忠诚义务或信托义务……”。
以律师为被告基于违反忠诚义务的诉讼也可以不要求存在近因，如果原告仅要求返还律师费。在亨德利诉皮能德案中三名客户诉讼前任代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要求获得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以及返还律师费用。原告的主张是基于违反信托义务，于是他们要求赔偿性和惩罚性赔偿。地区法院判决支持原告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亨德利一家提起上诉。上诉审理中，上诉法院支持了地区法院有关惩罚性赔偿的判决。标准是“欺诈、恶意、随意漠视客户权利”。亨德利一家提出的事实还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至于信托义务的问题，上诉法院认定皮能德已违反他的忠诚义务。亨德利一家有5个成员，他母亲、他儿子、女儿、以及女儿的幼儿。皮能德充当着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代理人，这是个困难的位置。母亲想在土地上建房子。儿子和女儿想保护土地上的树，而孙儿在土地的长期价值最大化上有着利益。皮能德从未与亨德利一家商议过这些冲突。法院认为这一证据是以提交给陪审团。法院同意亨德利一家的看法，认为他们只需证明皮能德已经违反了忠诚义务。亨德利一家无需证明近因。只有亨德利一家要求补偿性赔偿时，才须证明近因。法院引用了判例法以及《代理法第二次重述》。须重点注意的是法院认为律师也是代理人，因此可以适用代理法。法院给出了几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区别补偿性赔偿与没收律师费。首先，没收律师费可以预防律师的不当行为。第二，它确保受信托人不能从不忠诚的行为中获利。第三，所提供的代理服务已贬值。
D、 有关“重复”的问题
在雷斯杜新信托公司诉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案，雷斯杜新信托公司基于两个不同的诉讼理由起诉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诉讼理由一是过失渎职行为，诉讼理由二是违反信托。雷斯杜新信托公司声称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在从事代理业务时既不称职又不忠诚。信托公司声称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错误解释了担保协议，高估了财产价值，而且还未发现担保协议中的保罗先生的个人债务。大卫•保罗是首要的股东以及赛崔斯特公司所接收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诉讼理由二因此基于注意义务的理论。诉讼理由二指出，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损害赛崔斯特的利益而满足了保罗的利益，因此违反了他对赛崔斯特公司负有的忠诚义务。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请求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二，理由是它是诉讼理由一的重复。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所依据的理论是：以律师为被告的唯一诉因是渎职，并且这种诉讼包含了违反信托义务。法院不同意这种说法并引用了一段文字来说明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虽然区别并独立于职业过失行为，但仍然是渎职行为。法院于是引用了马丁案。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声称律师没有披露他们所注意到的重要信息，因此违反了信托义务。马丁案的判决允许原告以两种渎职理论提起诉讼：违反注意义务，以及违反信托义务。在雷斯杜新信托公司案中法院遵循了马丁案，并认定两个诉讼理由互相并不重复，“而且，这两个诉讼理由代表着两种可选的不同渎职诉讼请求依据……”。
对于可选择的请求，法院判词中的语言是混乱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有可能同时违反注意义务与忠诚义务、根据本案的案情，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也许可能仅仅是因为不称职而错误解释了担保协议。或者并非是不能发现保罗的个人债务，而是律师事务所有意做的决定，目的是为了损害赛崔斯特的利益而满足保罗的利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就是正确的；因为不是这种选择便就是另一种选择，因此选择诉讼理由应得到允许。
但是，如果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仅仅是疏忽，并且导致未能发现担保的原因仅仅是不称职，那么该如何呢？那种行为应该是违反注意义务。假如一段时间之后赫兰和耐特律师事务所知道了他的过失，如果律师事务所决定不通知赛崔斯特的特别委员会，那么这种决定就是违反了忠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判决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此时雷斯杜新信托公司还有两个诉因吗？当然有。这些诉因实质上是一样的吗？它们不应被如此看待了，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行为，并且过失行为远远不同于故意行为。不忠诚行为应受到比单纯的不称职更严厉的处罚。
E、 近因和渎职
有些法院认为渎职包括过失行为以及违反信托义务（忠诚义务），但是这一定义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紧接着将注意义务案件与忠诚义务案件等同对待了。是否过失行为和不忠诚行为的构成要件中都要包含近因？答案是否定的。近因是一个过失行为法的概念，应是违反注意义务的构成要素。而在违反忠诚义务的案件中则不需要近因。基尔帕特里克诉威利便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判例。
基尔帕特里克案中的原告是一普通合伙企业西山电视公司的合伙人。他们成立该合伙企业的目的是为了从一家新的高频信号传输电视台获得FCC许可。西山电视公司排在四名候选者之后。西山电视公司最终决定买下他的四家竞争者。1986年初，被告律师事务所担任另一家客户北极星通讯公司的代理人新电视许可的事务。北极星通讯公司系全美保险公司所有。根据原告的主张，被告之所以选择为北极星通讯公司做代理是因为它是相对赢利较多的客户。律师事务所曾试图从西山电视公司那里得到允许，但是未果。其中一个合伙人拒绝了而另外两个合伙人从未与律师事务所没有接触过。律师事务所代表原告就某个融资方案与他人谈判。当两个合伙人成立了一个有限合伙企业时，那个律所也同时充当着西山电视公司和北极星通讯公司的代理人。
最终原告以违反信托义务为由起诉被告。初审法院做出了一个部分直接裁决理由是原告不能证明被告的违反信托义务直接导致了原告的损害产生。而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因为原告有足够的证据提交给陪审团。上诉法院认为渎职行为的诉因的构成要求同样与诉因是否基于合同、违反信托义务或过失无关。依据密邦克、提威德、哈德勒和麦考依诉布恩案，原告提出应适用准诉因原则。上诉法院驳回了这种请求，原因就是原告不能证明准诉因（实质要素标准）不同于犹他州已确立的诉因构成要求。此外，上诉法院还引用了某著述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论述到，“与注意义务案件一样，近因标准也应适用于违反信托义务的案件。”在密邦克案中法院依据的是一个代理判例中的推理。在ABKCO音乐公司诉快歌音乐公司案涉及这么一种情况：一位前代理人利用秘密信息以前被代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为自己谋利。这位代理辩称违反信托义务须有近因。法院驳回了这一抗辩。法院论述到：“对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提起诉讼是一项预防性原则旨在排除违反的一切动力——不仅是补偿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上海振兴铝业有限公司等与潘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0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权利人除以民事、刑事诉讼方式外，还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并对侵权人的行为进行处罚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及时进行调查，收集并调取证据，并可扣留被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责令被申请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等。最后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侵权人处以行政处罚。

三、基本案情
原告振兴公司自1998年起开始开发并生产免切削电机壳，并于1999年制定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规程。2003年3月，振兴公司开始实施其制定的“免切削电机壳”技术检测标准。自振兴公司生产免切削电机壳之日起至诉讼止，其共设计、绘制283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开发使用该产品的客户191家。在原告提供的客户名单及相应发票中，记载了使用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的名称、地址、产品、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
被告惠恺公司自2003年9月10日成立起至2004年4月止，共计与70家客户发生免切削电机壳交易。其中有68家客户曾与原告振兴公司发生过免切削电机壳的交易，且被告惠恺公司确认其中大部分客户在其处订购的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规格与振兴公司的相同。
被告秦某系原告振兴公司股东，自1999年8月起在振兴公司担任经营部销售员，并长期负责免切削电机壳的销售工作。2003年1月27日，振兴公司与秦某续签了《劳动合同》，约定秦某应遵守振兴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生产工作程序及保密规定，并在与振兴公司终止劳动合同起2年内不得从事与振兴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及工作，并不得向其他企业或个人泄露有关振兴公司的商业秘密。2003年9月19日，秦某从振兴公司处离职，并于同月25日至被告惠恺公司从事免切削电机壳的相关工作。在诉讼过程中，秦某确认其在振兴公司工作期间接触过振兴公司当时的产品设计图，也接触了振兴公司191家客户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与被告惠恺公司发生交易的68家客户。
被告潘某自2001年8月起至2003年9月25日止在原告振兴公司处从事免切削电机壳质量检验工作。2003年1月，振兴公司与潘某续签了《劳动合同》，其中约定潘某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程序和保密规定等。2003年10月底，潘某至被告惠恺公司工作。后在庭审中，潘某表示其仅接触过振兴公司免切削电机壳技术检测标准。
后振兴公司以秦某、潘某离职后至惠恺公司处工作，并向会开公司披露其相关技术、经营信息，侵害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4年9月，上海市二中院就本案相关技术问题委托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科技部事务中心”）进行鉴定。科技部事务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及两份补充意见认为: 振兴公司免切削电机壳生产技术规程记载的制造技术流程、技术操作规程等技术及免切削电机壳的技术检测标准中记载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运输及储存等技术信息为公知信息。但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中所记载的不同型号和规格产品的图形设计、技术要求等整体组合技术信息为非公知信息。惠恺公司的免切削电机壳生产方法和加工流程与振兴公司生产技术规范中记载的技术内容基本相同，且惠恺公司提供的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与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上所记载的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形状、尺寸公差、技术要求等整体组合技术信息相似。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科技部事务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告振兴公司主张的免切削电机壳的生产技术规程、技术检测标准、外协作单位的具体信息、销售价格及利润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其商业秘密。但其283张产品设计图记载的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形状、尺寸公差、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的整体组合以及其免切削电机壳的191家客户名单中客户名称、地址、产品、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的整体组合，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是原告振兴公司的技术、经营秘密。上述信息均为非公知信息，是原告自行设计及经长期与客户的经济交往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能为原告带来竞争优势并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同时原告还采取了与员工签订含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制定公司《保密制度规定》等保密措施，故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构成要件。
因原告主张的免切削电机壳的生产技术规程、技术检测标准、外协作单位的具体信息、销售价格及利润率等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要件，故对于原告认为三被告侵害其上述商业秘密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秦某擅自披露、允许被告惠恺公司使用原告的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记载的技术秘密和68家“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的经营秘密，被告惠恺公司应知被告秦某向其披露的是被告秦某掌握的原告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依然非法使用，两被告的行为共同侵害了原告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应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告秦某、惠恺公司还应当承担不得泄露原告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因原告未能证明被告潘某对原告涉案被侵害的商业秘密有过接触，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潘某承担商业秘密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海市二中院判决：被告惠恺公司、秦某停止对原告振兴公司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中记载的技术秘密、68家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经营秘密的侵害，并应在2年内（从2003年9月19日起计算）不得泄露上述商业秘密；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振兴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
判决后，振兴公司、惠恺公司和秦某不服，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
振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免切削电机壳技术工艺组合，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当；原判决对上诉人损失数额的认定过少；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上诉人图纸，却未追究其应负责任的判决错误。
惠恺公司和秦某共同提出上诉，其理由为：被上诉人振兴公司未明确保密信息的范围，且其《保密工作规定》不具有真实性；上诉人惠恺公司的图纸等资料均有合法来源；振兴公司的产品图已经公开，属于公知技术信息；振兴公司的客户名单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公知信息；一审判决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不当等。
上海市高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了上诉人振兴公司拥有的有关商业秘密的范围，以及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实施了侵害上诉人振兴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无不当。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振兴公司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免切削电机壳技术工艺组合、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是错误的。
法院认为，《鉴定报告》及两份补充意见在形成程序上是规范的，在内容上是充分和完整的，振兴公司并没有充分证据从技术上推翻该鉴定结论；而振兴公司主张的其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因其提供的有关证据不能反映上述外协单位的具体、确定的信息，故上述二信息均不构成其商业秘密。原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二、上诉人振兴公司诉称：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上诉人图纸，却未追究其应负责任。
法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了部分振兴产品的设计图，但振兴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潘某接触这些图纸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潘某向惠恺公司泄露了上述产品设计图。因此，上诉人振兴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潘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原审判决对于振兴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原审法院对《保密工作规定》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振兴公司并未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经查，秦某于2003年1月27日，与振兴公司续签的《劳动合同》有要求员工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约定。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振兴公司对其商业秘密进行保密的意识和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秦某已负有按约定不得向他人泄露振兴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义务。故尽管振兴公司的《保密工作规定》上没有公司的印章，但这并不能否定有关证据可以与其相印证，以及振兴公司已经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四、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上诉人惠恺公司的图纸等资料均有合法来源；振兴公司的产品图已经公开，属于公知技术信息：1、一审法院以复印件为由否定了上诉人惠恺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有失公平；2、振兴公司将产品图交客户确认的事实清楚，其与客户的交易行为实际上公开了其技术信息。
经查明，原审判决并非仅以复印件为由否定了惠恺公司的相关证据，还因为在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存在有的图纸所载信息与客户原图并不完全相同，而与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相同；有的传真件中所称产品型号与振兴公司的产品型号相同等情况。且这些相关证据均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故原审判决对这些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而将产品图交特定客户进行确认并不等于向普通公众公开。何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当事人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并且，上诉人也无证据反映振兴公司产品图中的有关技术秘密信息已经被上述特定客户公开。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五、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振兴公司的客户名单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公知信息，可以从互联网中直接获得。
法院认为：从互联网中虽然可以直接获得大量信息，但并不能以此否定他人商业秘密的存在。经查，振兴公司客户名单之所以成为其商业秘密，是指其名单中的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的整体组合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惠恺公司既未能提供从互联网上查询的振兴公司的所有客户名单，所提供的证据也未能反映振兴公司这些客户的整体组合信息。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六、上诉人振兴公司、惠恺公司、秦某均诉称：一审判决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不当。
法院认为，经营者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鉴于秦某、惠恺公司的侵权获利及振兴公司的损失均无法确切计算，原审判决根据有关销售情况，秦某、惠恺公司的主观过错，以及惠恺公司使用上述商业秘密的具体情况等综合因素和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秦某在离开振兴公司后，将在工作期间掌握的有关技术秘密、客户经营信息泄露给惠恺公司使用，给振兴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之后，振兴公司选择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张某、惠恺公司的民事责任。事实上，权利人除以民事、刑事诉讼方式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外，还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并对侵权人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借本案，我们就来谈一谈商业秘密的行政保护问题。
实质上，与民事、刑事诉讼保护方式相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处理更为高效、快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受理案件后会迅速的展开行动制止侵权行为，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且处理的周期短。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是不收费的，从而减轻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经济负担。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可知，权利人选择采取行政救济方式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时，首先，应确定管辖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般而言，县级、市级工商管理机关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省级工商管理机关管辖本辖区发生的重大、复杂案件，而国家工商管理机关则管辖跨区重大、复杂案件；其次，权利人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时，应提供商业秘密存在及侵权行为发生的相关证据。若权利人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相同或类似，同时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得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或不提供所使用的信息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存在侵权行为；再次，对被申请人违法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将给权利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应权利人请求并由权利人出具自愿对强制措施后果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最后，根据所查明的证据和案件事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作出处罚，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对侵权人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应注意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不对侵权赔偿作裁定，只进行调解。
之后，若侵权人拒不执行处罚决定或继续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则视为新的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予以从重处罚。另外，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注意到，在向行政机关举报的同时，或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还可就相关赔偿事宜向人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给与赔偿，以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权利。